本文整理自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吳以義教授的講座“歷史中的科學與技術”，文稿經主講人審定。該講座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西方史學史系列講座第12講，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吳曉群教授主持，與談人為清華大學科學史系鄭方磊助理教授。吳以義教授長期致力于科學史研究，中文著作有《庫恩》《牛頓》《?？褪銎妗贰断铀菰础贰稄母绨啄岬脚ｎD》等。

吳以義教授認為，作為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和理解，科學不僅為我們帶來物質利益，還發展出一整套研究方法，確立了理性的至高無上的地位。科學史的任務，不是炫耀科學成果的神奇莫測，也不在歌頌個別科學家的神勇睿智——那只不過是把對鬼神的崇拜改換成對科學的崇拜，其本質的愚昧和非理性則一。科學史最有意義的任務，是把科學精神，即理性的思考和批判的精神，介紹給最廣大的受眾，把科學概念社會化。

本文為講座結束后的問答環節，篇幅所限，這里選取部分問答與讀者分享。

《什么是科學史》，吳以義著，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

近代，甚至至今仍有人抨擊中醫不是科學，老師怎么看？

吳以義：這個問題本身涉及對“科學”這個詞的定義問題，所以這個問題可以更加廣泛地說成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中國科學是怎么發展，等等。在我看來，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你是在什么意義上定義科學。如果說科學是關于自然的知識，你說中國古代有沒有？當然有，不僅有，而且很豐富、很精彩。如果你把科學定義為希臘意義的對自然的系統探索，要按照希臘既定的對象、既定的研究方法作評判，那么很顯然，古代中國走的不是這個路子。我覺得沒有必要把中國古代的東西拿去和西洋的做強行的對比。這是兩個無公度的完全不同的系統，沒什么可比的。

我覺得在討論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明確定義“科學”，不然越討論越復雜，越說不清。要把討論的對象、討論中使用的術語和概念，按照嚴復說的“界說”，定義清楚，摒棄意義不明語意含混的表述。對中醫自自身的和歷史的研究也是一樣，不能一鍋煮，不能以是或者不是簡單地回答，要具體分析。記得陳寅恪老先生有句有趣的話：中醫有可愈之藥，但無可通之理。大概是對他當時的現狀的一種描述，不知大家同意不同意。對醫學史，說實在的，我知之甚少，當然不敢胡說。有問題的話，最好去問復旦的高晞老師和別的醫史專家。我早年寫過一篇關于中醫的師承傳遞的文章，這是二十七八年前的事了，而且僅此一篇，不敢稱之為醫學史。

老師怎么看“李約瑟難題”？

吳以義：這個問題和我們剛剛討論的有相當的相通之處，“難題”本身上文已經說了一些，但沒有提到李難題的影響，現在再作補充。首我覺得有兩個方面。從正面說起來，李向西方介紹了中國古代關于自然的知識，展示了古代中國的成就，這些事以前并不為大多數歐美人知曉，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另一方面，李約瑟開始撰寫的時候，并沒有想到后來事情會變得這么復雜，所以他在使用“科學”這個詞時，并未作清楚的定義。現在看來，他所謂的科學，就是關于自然的知識。

李約瑟

如果借用庫恩的術語，中國古代對自然的認識和理解為一端，和西洋的做法為另一端，在結構內容方法和哲學基礎歷史流源上，可以看作是兩個無公度的規范。在這個意義上，這兩知識體系是不可比的。有了這個理論結構判定標準，我覺得沒有必要把他們兩者強行對比，沒有必要一定說上海就是中國的紐約，上海有上海的城市治理理念，歷史沉淀，審美習慣，價值標準，上海和紐約根本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起來，李約瑟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把中國古代科學的研究吸引到了一種“枚舉和對比”的方向。

前些年席文出了一本書——《11世紀中國的醫療照顧》，他嘗試了另一個方向。他說要研究中國古代關于自然的知識、對于自然的研究，或者廣義地說中國古代的科學，一定要放在整個的社會歷史的背景上去做。他的書也是努力這么做的。我覺得這個方向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但非常困難。這是席文25年來一直關注研究的方向，但要想突破非常困難。

老師說自然界本身有規律，規律可以被認識，這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信條。這個信條與“基督教的上帝有兩本書，自然之書和圣經之書”的信仰有什么關聯？從兩本書的信仰到自然界本身有規律，規律可以被認識信條，他們大致的演變關系是怎么樣？如何看待17世紀幾何學和新科學的發現，對于西歐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影響，以及對后來出現的自然神論和泛神論的影響？在17世紀，科學和宗教在何種程度上是相容的？

吳以義：基督教的創世說和自然界的聯系非常密切，所以基督教對早期的天文研究有直接的影響。基督教說宇宙是上帝創造出來的，是上帝向人展示他的智慧和大能的一個途徑。在這個意義上說，基督教就先驗地假設了宇宙是有規律的，而且這個規律是可以認識。這一假設使得后來科學發展所要求的“規律和這個規律的可認識性”這個前提有了一個先驗的基礎。它倒也不一定就是建立在基督教的教義之上，但那個時候大家都想當然地覺得就是這么回事，沒有人想到說宇宙是沒有規律的，或者這個規律是人所無法知曉的。這就成了一個不言而喻的約定，就好像說一個人一天吃三頓飯，這個還怎么討論法？沒有人問為什么是三頓，為什么不是四頓也不是兩頓。從歷史上看，基督教的這個教義，為科學后來的發展，為“宇宙是有規律的，規律是可以認識的”這一信念，做了文化鋪墊，這是一個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基督教又比較嚴厲或者說比較僵化地，堅持他們想象當中的圖景，在很長的時間里，扮演了反智反科學、非理性的丑角。

我們中國古代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迥然不同于西洋。我們認為，宇宙和自然界有沒有規律很難說，我們不知道。就是有，這個規律本身也是人所沒有辦法窺測的。這一態度或者可以簡化地叫做理性的不可知論。我們視為“中華文化瑰寶”的宋代，特別是11世紀，是一個值得留意的例子。從1006年的新星，到1054年的超新星，還有二十年代流星雨，還有彗星，等等，天象異常，層出不窮。宋代又正好是一個文風很盛的時代，人人發聲，各抒己見，放言高論，解釋駁難，一時洋洋大觀。今晚時間有限，這個討論的細節我就不重復了。宋代黨爭這么厲害，各人思想傾向認知背景可以絕不相同，但絕大多數人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他們反對沉溺于天道，而更加注意人治。他們一致認為我們不應該把注意力放在若有若無若隱若現的天的變化上，這兒沒有扎實的基礎，而應該放在切實的目標明確的人的努力之上。

在這個意義上，如果很粗糙地說，不怕被大家批判的話，我想宋代思想家和學者對于自然的研究是站在人文立場上的，而西洋對人文的研究是站在自然立場上。這兩個迥然不同的探究方式和研究的取向，造成了深刻的差別。

理論和器物，如熱力學定律和蒸汽機，是什么關系？

吳以義：蒸汽機早年發展的歷史很曲折，但是前半段過程當中，參與其事的技師工匠都不知道熱力學的理論分析，而是在試，這是一個相當典型的試錯過程。瓦特確實不太勤快，但是瓦特的改善和市場關系非常密切。瓦特后面有一個人叫馬修布爾頓，是個優秀的企業家，緊盯市場，不斷推著瓦特做這個做那個，完成了蒸汽機的早期的幾個重大革新。

但倒過來，到底要向哪個方向改，可以改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東西去衡量它的改進，所有這些涉及理論的問題，瓦特也好布爾頓也好，還都是比較模糊的。直到卡諾的細致到研究，對熱機本身的理論分析，指明了蒸汽機改進的方向，知道改進的極限，知道了效率總是小于1。這些理論實際上指導了后來整個熱機領域的發展。但這個理論整個很復雜，并且時間跨度也很大，從最早的蒸汽機的出現到卡諾的工作，差不多要100年。這是理論晚于技術的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但是理論提出以后，蒸汽機的改進就不再僅僅是試錯，有了比較明確的方向，效果也比較明顯。

蒸汽機

老師是不是持某種意義上的技術決定論？這種技術決定論和其他的歷史決定論，比如經濟決定論有什么區別？歷史研究有因果關系嗎？歷史學是科學嗎？老師是怎么看待科技史研究中的輝格史學傾向？我們現在科學史所描述的科學發展的進程是否存在用現代科學的語境來回頭重構古典科學的狀況？

吳以義：我們剛剛說技術決定論，實際上還有歷史決定論、地理決定論、經濟決定論，我覺得所有這些歷史理論本身都沒錯，錯在“決定”二字。歷史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有非常多的因素在起作用，沒有任何一個因素，可以作為“決定”的因素，否則很難把事情講清楚。不要說歷史這么復雜的，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你也很難說是哪“一個”因素決定了某件事情。在這個意義上說起來，技術，還有政治、地理所有這些因素，包括有些偶然因素，全部都在影響歷史的進程。哪一個貢獻大，哪一個貢獻小，哪一段時間、哪一個因素在起作用，這個奧妙就在歷史學者的權衡度量，歷史學者本身并不是去找一個決定的因素。受自然科學中的因果解釋模式的影響，做科學史的人常常不知不覺地追求一因一果的關系，實際上，在現實生活當中，一對一的因果關系幾乎沒有出現過。在自然科學研究中，只不過為了把某個題目所牽涉因素純凈化，常常用一對一的因果關系來回答問題。

多少年前，我們上課的時候老師要求大家做一個實驗去測定自由落體的加速度。全體學生哈哈大笑，誰也不做，徑自寫上“9.8米每秒每秒”，結果被老師大批一通：以你們的實驗儀器和實驗條件，根本做不出9.8的結果，實際上是要求學生學會如何把所有的因素都考慮進去。歷史學者的工作更是如此，在復雜的歷史進程中，充分考慮衡量各種因素，它們的作用方式、作用時間和相對的貢獻大小，而且這些因素是不斷變化的。

在這個意義上說，有的時候技術確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不敢說決定性，但非常大。你說20世紀的國際關系政治理論是不是受了大規模殺傷武器，尤其是核武器的影響？當然。你說核武器是不是決定的因素，那我不敢說，但你說是不是有重大影響，當然有重大影響。

我想問題在于我們往往企圖把歷史過程簡化。你問我歷史是不是科學，根據約定俗成的科學的定義，比照現代自然科學的做法來看，當然不是。首先你不能把歷史簡化成一個簡單的一因一果的因果關系。但是我們同時會注意到，我們所想要尋求的“原因”，實際上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邏輯的原因，一種是歷史的原因，這兩種原因都影響了事物的現狀，但這兩種原因本身是絕對不相同也不相通的。比如說我把一個東西從高處丟下來，它加速度越來越快，最后撞擊地面。加速度本身當然是萬有引力的作用，這是一個很清楚的、邏輯的、已經被科學肯定了的原因。但是有些事情你問原因，我并沒辦法作邏輯的解答。你問我為什么姓吳？我爸姓吳，我爺爺姓吳，這就是一個歷史的原因，并沒有推理的基礎。我們在研究過往事物的發展時，特別要同時留意歷史和邏輯兩個方面。上海為什么叫上海？這里面并沒有邏輯原因，但不是沒有原因。上海并非一定要叫上海，但是從歷史原因看起來，它就叫這個名字，不可能叫別的名字。當然也可以叫 “申”或叫“滬”，但是為什么是“申”是“滬”，也仍舊必須訴諸歷史的原因。

在這個意義上說起來，歷史研究和科學研究有重大差別。如果用庫恩的術語來說就是，自然科學當中的規范作用是排他性的，在人文當中沒有這種排他性的規范存在。這一重要差別常被研究者忽略。其實庫恩所謂的規范，在最初提出來的時候，是對自然科學的一個定義，倒過來說也就是有規范的才是自然科學，他并不是說所有的學問都有規范。比方說我們歷史研究，你可以從這個方向考慮，也可以從那個方向考慮，兩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學和自然科學有根本的不同，歷史學本身并不存在這種排他性的約束。

研究科學技術史是否需要掌握大量的自然科學知識作為基礎，作為一個純文科學生，如果自然科學基礎不好，如何開展科學史的研究？另一者——理科生，做一般科學的史學研究或特定科學，比如物理學、生物學的史學研究，需要著重注意一些什么方面，以避免變成單純的史料收集？”

吳以義：先講文科生補理科。這個事情好像不容易，理科內容這么多，范圍這么大，但其實科學史不一定要做這種最高深、最前沿的，比方說文科的同學做達爾文，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茨阕约哼x擇，你不一定要“哪壺不開提哪壺”，你文科畢業，非要做什么量子電動力學的發展，好像確實是強人所難，可是你好像也沒有什么必要非要做“量子糾纏發現史”。你可以做17-18世紀的解剖學，做亞里士多德的自然觀，做宋慈、蘇頌。我在《什么是科學史》里介紹了很多杰出的研究，其中大部分對于理工科專門知識并沒有太多太嚴格的要求，或者說經過一些補課可以達到。對于有中學理科學科所要求的知識背景的同學，去做早期化學史，應該沒有太大問題。面對早期化學史，說實在的，一個化學系的同學和一個文科的同學，可能會有一些差別，但差別并沒有大到不可想象。如果你去做達爾文，差別就更沒有這么大了。其實我們現在關于達爾文還有很多題目可做，比如維多利亞朝英國的社會經濟思潮，達爾文的科研方法，英倫社會對進化論的接受和消化等等。

對理科生來說，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避免理科思維，尋找某個科學上的進展是哪一個因素造成的？上文說到，其實“一個”都不是的，是很多因素造成的，有偶然，也有必然因素，有主要，也有次要因素，有長時期存在的，也有短時間內突然發力的因素。重要的是避免把歷史邏輯化，然后做成一種套式，因為什么所以什么，對于歷史，這就太簡單了。希望更多的理科同學參加到科學史研究中來，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