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維舟 維舟

中國年輕人正變得越來越不想結婚生子。這不是憑空感覺，也不是危言聳聽，而是逼近眼前的現實：據經濟學者任澤平近三年的多次調查，即便全面放開生育，意愿總和生育率（女性一生愿意生養的孩子總數）也僅有1.30-1.75，相當于實際生育1.0-1.4；其中僅1/3愿意生二孩，而有高達15-30%的年輕人選擇一個都不生。

雖然2016年放開“全面二孩”，但中國新生兒總數在當年攀升至1786萬之后，就開始連年下滑，隨后三年依次是1723萬、1523萬、1485萬，今年不出意外的話也將在1500萬以內。更重要的是：在這兩年的新生兒中，超過半數是二胎，這意味著，現在生育的主力是想生二娃的，更年輕的人則生一個的意愿都勉強——但如果頭胎都不想生，將來又哪來的二胎呢？

不生孩子的原因，以往或許主要是不孕不育（現在發生率高達近15%，主要均可歸結為后天的生活壓力），但近些年單身主義、同性戀、丁克家庭也越來越多，上海婦聯2002年的一項調查就已顯示，丁克家庭占到上海家庭總數的12.4%，如今這個比例只會更高。

現實是，2013-2019年間，中國的結婚總數從1346.9萬對下降至927.3萬對，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對很多年輕人來說，談什么人口危機都很遙遠空泛，自己忙于應付生活尚且不暇，“連婚都不愿結，又怎么生孩子？”

48歲的俞飛鴻至今單身，很多人都贊同她的選擇

雖然很多父母都頭痛“現在的年輕人怎么了”，但如果你耐心去傾聽他們的聲音，就會發現，對他們來說，一個經常出現的關鍵字是“累”：生活很累，要負擔另一個人的感情很累，組建家庭也累，而最累的無疑就是生孩子了。既然這樣，人生苦短，為什么不讓自己活得輕松一點呢？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社會以往普遍的直覺反應是向女性施壓，畢竟“生孩子是女人的事”，進而指責現在受女權主義思潮影響的一代“自私”、“不負責任”。但在原有的家庭權力結構不改變的情況下，結婚生子的壓力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都落在女性肩上，她們很自然地覺得現有的婚姻、家庭格局是挺壓迫的。一些激進的女權主義者甚至將選擇婚姻的女性罵作“婚驢”，仿佛她們是沒有覺悟、心甘情愿受壓迫的愚氓。

可想而知，這引發了激烈的爭議，且不說彼此理念的對錯，這樣的污名化斗爭策略本身就讓另一方不快。然而耐人尋味的一點是，像“婚驢”、“繁殖癌”這樣反婚反育的辱罵語，其前身卻正是當初宣傳手法上對“超生游擊隊”的污名化。正是從那時起，“多子多福”變成了全民嘲諷的對象，被貶低為愚昧、貧窮的象征。

現在，這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后果：原本為減少人口、“提高人口素質”的臨時之舉，在用力過猛、深入人心之后，變成了一些人爭取權利的極端主張。這已經不是“單身婦女反歧視”了，而是走向更具排他性的自主權：為了女性徹底實現自主掌控身體和生命，就應能自由更換伴侶、掌控自主生育，而這第一步就是反專偶制核心家庭。

本來，爭取權利并不是非得反對女性進入任何婚姻，對婚育有選擇權也未必與家庭不兼容，但反婚反育的主張至少也能自圓其說，只不過吊詭的是，它越是激進，就越是妨礙自身的實現，因為太極端的主張難以吸引到足夠多的追隨者。

問題是，不婚不育如今并不只是一些女性對父權制的反抗，很多男性也是同樣的想法。婚姻和孩子，對他們來說同樣是枷鎖，甚至因為不少地方仍然抱著“婚房、禮金都應該男方出”的觀念，討老婆的壓力還更大；至于生孩子，現在誰還關心“不孝有三，無后為大”？

實際上，如果性別權力結構不打破，個體不能在權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自由交往，那么不婚反倒是卸下了男性的負擔。或許也因此，男性的不婚不育常常更少被看作是真誠的。一個90后的男孩子曾和我抱怨說：“如今女孩子不婚不育，往往被看作是先鋒的、權利意識覺醒的表現，可是像我這樣不婚不育，卻會被普遍看作是沒有責任心的、只想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

但這可能并不是誰的錯，恰是因為中國社會在逐漸現代化之后，已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結構性變化的征兆。“結婚生子”的傳統家庭模式已不再那么理所當然，單身在世人眼里也不見得是可憐、怪異的選擇，甚至相反，面對那么多顯而易見的壓力，步入婚姻生活、兒女繞膝不見得是比單身更有吸引力的生活模式。

事實上，這原本是西歐各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獨特家庭模式。1965年，John Hajnal在研究近代人口資料后發現，以圣彼得堡和的里雅斯特為連線，該線東南的歐洲女性幾乎都會選擇結婚，且多在十幾歲時早婚；而在其西北的歐洲發達地區，則有多達1/5的女性選擇獨身終老，即便結婚的女性也大多拖到二三十歲。

西歐的這種晚婚、高獨身率、小家庭、彈性生育率的模式，直至16世紀后才隨著現代化進程逐漸建立起來。伊麗莎白·巴丹特爾《男女論》說，有人估計高達36%的法國男女可能從不結婚，且“社會地位越高，獨身率也越高，如女工獨身的比例為10％，而女干部則為24％”。這是一個朝富足方向邁進的社會才出現的現象。

這是在中國傳統時代沒有遇到過的問題。游鑒明在分析20世紀上半葉中國關于女性獨身的言論之后發現，直到一百年前新文化運動時期鼓勵女性獨立自主，才使一部分女性走向不婚。盡管如此，“女性可以放足、讀書或就業，也能要求婚姻自由、離婚自由或戀愛自由，自由的選擇不婚卻不是一般人所樂見”。

在當時，這種以個人為出發的自主概念難以落實，因為在集體主義傳統頑強的中國社會，任何個體在追求自主時，都被認為不能忽略對父母、家庭、社會或國家的責任，迫使他們無法徹底從中掙脫出來。

如今，中國社會在經歷了三四十年的繁榮之后，終于第一次出現了這樣的結構松動。這或許看起來是人口“危機”，但卻很可能是社會轉型的“契機”——至少從歐洲歷史來看，并沒必要把這看作是迅速降臨的世界末日。接受新一代的自主選擇，尊重個體，以人為本，這才是一個人們更愿意生活在其中的社會。喜歡此內容的人還喜歡

原標題：《不婚不育：年輕一代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