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30日是王元化先生誕辰百年，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思想市場”欄目經授權發表上海社科院陳伯海在“古典資源的再發現與現代重建：紀念王元化先生百歲誕辰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元化先生作為當代中國思想界的領軍者，是以其于上世紀80年代倡揚“新啟蒙”而得到確立的。“新啟蒙”的提出，為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出現的思想解放運動而發，當時關心國事的文化人士都在思考如何克服革命陣營中長時期來影響極大的“左”的路線錯誤，且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中國新文化的發端——“五四”文化啟蒙。元化先生提出“新啟蒙”，要求在新形勢下重新發揚和推進“五四”啟蒙精神，迅即得到廣泛認同，他本人因亦成為思想解放運動公認的重要精神領袖。

90年代以后，元化先生很少提及“新啟蒙”，卻轉入了“反思”，但他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仍圍繞著“五四”啟蒙而發。如果說，他在80年代重在繼承“五四”、倡揚“五四”，那么，90年代后則致力于反思“五四”和超越“五四”，并以其反思和超越而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新啟蒙”[①]。所以我不贊成將作為思想家的元化先生割成兩截，而主張從自然演進的角度來領會其主導精神。

然則，元化先生對“五四”的反思表現在哪里呢？擇其要者，有兩大方面可說：

一是深化“五四”啟蒙的精神內核，將原先有關“民主”與“科學”的倡揚（所謂“德賽二先生”），轉變為對“獨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借自陳寅恪評王國維語）的指認[②]，自屬更為探本之論（嚴復即曾以“自由為體，民主為用”來解說西方現代文明的構成，“五四”新文化倡導者亦曾標舉“改造國民性”作為啟蒙的思想宗旨）。樹立起這樣一種獨立自主的人格底基，才足以支撐并開顯出“民主”和“科學”的社會生活格局。必須說明的是，這一自由個性的追求決不能等同于“放達自任”或“逍遙自適”，而是同“家國情懷”之類群體意識緊相聯系著的（陳寅恪、王國維均屬這類人士）。元化先生之屢屢提及不認同于當時流行的“救亡壓倒啟蒙”之說，即出于他認為兩者在精神上實相溝通，“救亡”離不開“啟蒙”的內在因子，而“啟蒙”亦本自含帶“救亡”的意向在（以“改造國民性”為宗旨即可見出一斑）。像這樣來發掘“五四”啟蒙的精神內核，無疑是對啟蒙傳統的有力提升，是構建“新啟蒙”的必要支柱。

元化先生反思“五四”的另一個重要話題，便是人們常提及的對“五四”激進主義取向的批判。應該看到，他并不認為“五四”新派人士全屬激進主義，他還談到要把激進人士作出的貢獻與犧牲同他們持有的激進主張區別開來，但他確實以“激進”為“五四”的一個重要表征并予以深刻的反思。他指出，激進主義的一個標志是“意圖倫理”，即先確立意向而后尋找根據，容易陷入主觀主義和實用功利主義；另一個表現是“啟蒙心態”，以掌握真理的“啟蒙者”自居，視他人為被啟蒙的對象，難免強人從己甚或打壓異己；再有是言行峻急，不容他人辯說分解，發展下去即成為“斗爭哲學”；至于“庸俗進化論”則構成其理論基礎，認定新的必然勝過舊的，由此導致“反傳統”的取向，消解了傳統向現代轉化并參與現代文明建設的積極意義。這樣一些特質綜合起來所構成的思維模式，對后來興起的左翼革命運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并在其長期持續的“左”的路線上打下鮮明的印記，故反“左”必溯及其激進主義的根子，這也是反思“五四”和構建“新啟蒙”的題中應有之義。要當注意的是，元化先生始終堅持將“五四”激進主義與極左路線下的“文革”劫難嚴格區別開來，前者是一些先進文化人士為反對權勢者所采取的偏激姿態，后者則是自上而下地對異議人士乃至無辜民眾的專制打壓，在性能上不可同日而語。

以上有關激進主義的種種弊端，元化先生言之鑿鑿，已成為當今學界人士的共識，無庸多議。值得注意的是，我以為，他還進以揭示了激進主義產生的根由，或當引起我們的進一步思考。在一次談話中他曾提及，事物發展的常態本屬漸進，但在漸進發展遭受嚴重阻遏、不得伸張之際，便容易引發激進[③]。據此，則激進主義的思想行為并非空穴來風，實有其客觀現實的依據，且只有通過非常的激進手段以打破歷史的鐐銬，始能為正常的漸進發展開辟道路。遠者如17世紀英國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斯圖亞特王朝，為其后自由保守主義的漸進演變創造了良好前提；近者如我們黨在“文革”末期一舉粉碎“四人幫”，也給推行“改革開放”以實現“四化”建設鋪平道路，均屬顯例。這是否意味著對“激進主義”亦不能簡單采取否定態度，而需要客觀、歷史地分析其原委由來與利弊得失呢？當然，以變態式的“激進”用為常態，讓“不斷革命”取代和平發展與自然演進，禍患無窮，有目共睹，無庸饒舌。

元化先生對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貢獻自是多方面且全方位的，我這里只涉及其中一點。但我認為，于“新啟蒙”的倡揚及其反思，不僅為我們疏理出“五四”啟蒙運動的得失利弊之所在，亦為當代人文精神的建構提示了明確可行的方向，對于逐步而全面地深化改革以實現民族復興大業的施政方針，也提供了足資參考的思想資源。特以志之，用為念想。

[①] 按：元化先生自曾講到：“如果不重新估價那些已被接受的既定觀念，那就根本談不上啟蒙。這是我對‘五四’進行反思主張新啟蒙的由來。……‘五四’未完成的任務應當繼承，但是‘五四’思想需要深化。”（見《對“五四”的再認識答客問》，引自《沉思與反思》，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頁）他還一再重申不同意將其晚年的“反思”說成“轉向”，亦足資參證其思想的貫通性。

[②] 見《對“五四”的思考》一文，同上書第25頁。

[③] 按：元化先生曾明確指出：“中國的改革運動屢遭失敗，這是激進主義在遍地瘡痍的中國大地上得以扎根滋長的歷史原因”，可資參鑒。（《對“五四”的再認識答客問》，同上書第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