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以來，關于科學無國界的討論再次引發大家的關注。早在2020年6月《自然》子刊就刊登了以《科學無國界》[1]為題的評論文章，指出如果在應對疫情的時候，政府政策危險到生物學團隊、研究者和學生的流動就會影響到科學的發展和創新。

如果我們在中文互聯網搜索標題這句話，大概率會得到這句話是巴斯德（Louis Pasteur）或者是巴普洛夫（Ivan P Pavlov）說的。本文將回歸歷史，探究他們是否說過這樣的話，又是如何表述的，對于這樣的表述，歷史能否給我們一些啟示，其背后的哲學蘊含和思想脈絡從何而來，今天的社會學和科學政策又會告訴我們哪些不為人知的秘密呢？

2019年《中國日報》（海外版）在《不要低估科學家的良知》中指出[2]，當談到國家利益和普遍的學術規則時，中國科學家表現出了他們的團結和力量，這就是為什么在中國互聯網社交媒體中巴斯德的名言“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自己的祖國”（Science has no borders, but scientists have their own homeland）格外流行。如果進行考證，很容易發現巴普洛夫沒有說過這樣的話，說過類似的話的確實是巴斯德。

1876年一次宴會上，巴斯德指出[3]：“我有感于兩個深刻的印象，第一，科學無國界，第二看起來與第一自相矛盾，但卻是第一點的直接體現，即科學是一個國家人格化的最高體現。科學無國界，因為知識屬于人類，是照亮世界的火炬。科學是一個國家的最高人格化，因為這個國家將永遠是第一個把思想和智力的成果傳播得最遠的國家。堅信自己已經獲得了真理，這是人類所能享受的最大的快樂之一，而一想到自己為國家的榮譽做出了貢獻，這種快樂就會變得更深。盡管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他必須把他的工作對世界的影響奉獻給他的國家。”

上述表達的意思和我們今天通常理解的不太一樣，在說這些話之前，他強調了科學研究不是為了榮譽，榮譽只是附加價值，科學家可為國爭光，但科學家的初衷并不是為了實現這種榮光，而是為了發現新知并進行傳播，正如今天很多科學家說科學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為了獲得諾貝爾獎一般。但在1884年8月10日，他在哥本哈根醫學大會上再次提到[4]：“我們認為科學是中立的……科學無國界。但是，盡管科學無國界，科學家必須牢記一切可以為國家的榮譽而努力的東西。每個偉大的科學家身上都應該是偉大的愛國者。”這里表達的意思則更為接近我們今天的理解。

這種說法在西方世界廣為傳播，例如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總統1940年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NIH）演講時說[5]：“NIH講求普遍的人道主義。在其漫長而杰出的歷史中，它一直致力于促進全人類的健康，在這方面它沒有受到國界的限制，并意識到種族、信仰或膚色沒有差別。”1965年,《科學》雜志發表了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蒙特利爾會議名譽主席懷爾德·彭菲爾德（Wilder Penfield）的文章，彭菲爾德是美籍加拿大神經生物學家，在這篇名為《科學無國界》的致辭中他回顧了美加兩國歷史和科學交流，指出[6]：“科學是無國界的，只有科學才能通過規則和榜樣來教導各國如何共同生活、合作和交流。科學家本身有時就是優秀的大使。”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知識分子》曾刊登《當科學無國界遭遇國家沖突》[7]一文回顧過20世紀著名科學家在國家之間的境遇；來自英國利茲貝克特大學和負有全球責任的科學家組織（Scientists for Global Responsibility,SGR）的戴夫·韋伯（Dave Webb）撰寫了《科學家和戰爭：1916-2016》[8]，文章盤點了百年間科學家對戰爭和國別的看法。這里面最突出的另類當屬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他是猶太裔德國化學家，因合成氨而獲得1918年諾貝爾化學獎。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開發和部署氯氣和其他毒氣的化學武器工作，他也被稱為“化學武器之父”，一戰結束時，已有26000多人因哈伯的化學武器而死。他有一句和巴斯德極為相似的名言：“在和平時期，一個科學家是屬于全世界的；但在戰爭時期，卻屬于他的祖國。”而他的對手，是法國化學家弗朗索瓦·奧古斯特·維克多·格林尼亞（Fran?ois Auguste Victor Grignard），1912年因發明格式試劑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他在一戰中主要從事光氣、芥子氣的制造和檢測。因此新聞界將一戰渲染為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對決，卻忽視了戰爭的殘酷和科學家在中間的矛盾與糾結[9]，事實上哈伯獲得諾貝爾獎是在一戰基本結束的時候，英法等國也因為他在一戰的表現對其獲獎頗有質疑。

哈伯自己的理解很像后來奧本海默的曼哈頓計劃成功之后的感嘆：“這下我們都是婊子養的了”，但大家普遍對奧本海默報以同情，對哈伯則更為苛刻。他不僅將自己獲得的獎金捐獻給慈善機構；希特勒上臺后，1934年由于不愿意迫害同為猶太人的教授同行，哈伯被迫離開德國逃往瑞士，1月因心臟病再次發作而病逝。仿佛造化弄人一般，二戰中集中營大量使用他發明的毒氣戕害他的猶太人同胞。他的家人也命運多舛。哈伯的首任妻子克拉拉·伊梅瓦爾（Clara Helene Immerwahr）早年也是一位物理化學家，認為哈伯“誤解了科學”，是“野蠻的表現，敗壞了原本可以給生活帶來新見解的秩序”[10]，1915年5月2日舉槍自殺。不少學者因此認為克拉拉的死因就是不認同哈伯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戴夫·韋伯在其前述文章中就夸張地寫道，克拉拉倒在兒子赫爾曼·哈伯（Hermann Haber）懷里，哈伯隱瞞了克拉拉的死，第二天他關上門前往東方戰線，部署了他的化學武器。而赫爾曼·哈伯在1946年自殺，通常認為是為了其父親贖罪，但也可能是因為妻子在二戰中不幸去世。赫爾曼的女兒萊爾·哈伯（Claire Haber）也是一名化學家，致力于研究氯氣的解毒劑，因為被告知原子彈的研發比自己的研究更重要，1949年服氯化物自殺；凱蒂·米切爾導演的視頻戲劇《禁區》（The Forbidden Zone）就再現了克拉拉和萊爾的故事。哈伯和第二任妻子的孩子盧茲·哈伯（Lutz F. Haber）成為了研究一戰化學武器的歷史專家，撰有《毒云》（The Poisonous Cloud）等書。

我們有理由仔細地辨析一下“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的內涵。實際上，前面許多例子都是醫學、生物學，已經顯示出“科學無國界”其中一個來源，即來自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用中國的話說即醫者仁心，其現代版本作為日內瓦宣言的一部分時常進行修訂，以確保與時俱進，2017年最新版中寫道[11]：“我將不容許有年齡、疾病或殘疾、信仰、民族、性別、國籍、政治黨派、種族、性取向、社會地位或其他任何因素的考慮，介于我的職責與患者之間。”

而除了醫學傳統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傳統，即自培根以降的近現代科學傳統。近現代科學從其解釋力上說，繼承和發揚了牛頓物理學的立場，即科學是普適的，同樣的科學規律無論在什么地方都是適用的。這是科學形而上學研究的內容，其先聲可以追溯到以笛卡爾、萊布尼茨、斯賓諾莎為代表的唯理論學者和以休謨為代表的經驗論學者的討論。這里我們不進行展開，只舉一個小小的例子來說明這種普適性的討論本質，劉慈欣的《三體1：地球往事》中提到了物理學不存在，用到了一個臺球的例子，來自阿西莫夫的名篇《臺球》，如果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兩個臺球（物理學上兩個質點）以同樣的初速度發生碰撞，如果其碰撞結果是可預測的，每次都一樣，說明物理學定律是普適的（在牛頓世界觀中意味著拉普拉斯妖，這是唯理論學者的觀點：第一原則應該是絕對確定和無可懷疑的，從第一原則出發的推理應該是絕對確定和無可懷疑的），如果其碰撞結果是不可預測的，同樣的初速度其結果居然是隨機的（這是經驗論學者的觀點，特別是休謨直接否認了因果性）。隨著哲學的發展，經過了邏輯經驗主義的辯論，到今天變成了新休謨主義與新亞里士多德主義之間的分歧，即傾向性質與直陳性質的區分問題，但這并不是我們今天面臨和討論的主要問題。

近現代科學從社會學上說，科學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King Merton）對科學共同體的精神氣質進行歸納：普遍性、公有性、無私利性和有組織的懷疑。與本文相關的是前三者。其中普遍性上文已述其哲學本質，從社會建制角度而言，科學共同體需要交流成果，以不斷互相促進，如萊布尼茨所言：以一盞明燈點亮另一盞明燈，即涉及到第二個特性公有性。公有性是說科學成果應該公開，而不應該被獨占，因為科學研究是積累似的，要借助前人的成果，如果成果不公開則無法進行交流，從這個角度而言科學無國界。問題在于，絕大多數科學知識并不只是單純的智力產物，當今社會企業創新占據市場主導地位，我們難倒應該要求所有R&D部門公開他們的所有科研成果嗎，這是不符合市場規律的。這也就涉及到第三條無私利性，這種無私利性不僅要求科學家研究結果無私共享更要求他們從事科學研究的目的是單純無私的，正如前文巴斯德說的“科學是中立的”。但這也并不可靠，這里不過多從科學是否價值無涉進行理論探討，只舉幾個例子說明。如今天大家普遍認可科學家不過是一種職業，他們對知識的發現、傳播正如金融界對金錢的轉運，針對科學家的倫理學調查并沒有發現他們的道德水平和其他職業有顯著差異；又如前述最新版《希波克拉底誓言》增加了對醫護人員自身的關注問題：“我將關注自身健康、幸福與能力，提供最高標準的照護服務”，顯然我們無法用無私利性去苛責醫護人員不應該關注自己，應該大公無私的只照顧病人。因此默頓的理論一經發表就受到包括默頓學派自身學者的修正和批評。顯然，既然科學研究的普遍性、公有性、無私利性都值得懷疑的話，自然某些時候科學研究和科學家就有其立場，國家或民族自然就是其中一種立場。科學家有其祖國，自然是從這方面進行闡述的。

當然，這里需要指出，科學和技術的區別。通常我們會認為，技術從本體論而言就是局域性的，而不像科學是普適性的（如果采用大多數科學家的觀點而不進行科學哲學的辨析的話）。一門技術可能因為使用人群、環境、文化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效果，比如我們很難想象內陸的人會像沿海的人一樣有足夠的動力去研究船只，也很難想象在沒有互聯網的地方去推廣網絡購物和線上課程。從這個角度而言技術是有界限的（不一定是國家界限）和其適用范圍的。

因此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說，技術是有界限的，而“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其祖國”并不矛盾，只是從不同方面討論了科學的屬性和本質。今天我們也會用科學無國界來呼吁不同的人，無論國籍、年齡、性別、種族等等，都不應該面臨進入科學的門檻。紐約科學院（NYAS）在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指導下發起了科學家無國界計劃（Scientists Without Borders），以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科學，戴夫·韋伯所在的SGR就是英國版的科學家無國界計劃。尤其是在近年來女性主義運動興起背景下，對于女性、貧困地區人群、不發達國家的人而言，是否擁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我們前面提到的克拉拉其實是第一位在德國取得化學博士學位的女性，但嫁給哈伯之后并沒有成為職業化學家，正如米列娃·瑪麗克（Mileva Mari?）嫁給愛因斯坦之后并沒有成為職業物理學家一樣[12]，從這個角度而言，科學又還遠談不上沒有國界。

在不同的場合，這一表達的側重點也不同。對于中國而言，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號召留學生回國起，就一直在強調科學家的國家屬性和民族大義，錢學森、錢三強、郭永懷等人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回國，自力更生發展中國自己的科學技術的。我們去看他們的回憶錄，那一代人多少都會提到這一點，例如葛庭燧在紀念錢學森和吳有訓時就直接使用了這句話作為標題[13]，更不用說至今中國的科學發展和政治國家關系頗深。對于西方國家而言，由于自哥倫布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世界（也包括后來的美國）都屬于一個對外擴張的時期，形成了所謂的西方中心論或歐洲中心論，他們對外輸出自己的科學技術的同時也在不自覺地和價值觀，如明末清初的傳教士，為了吸引中國人信教而進行科學技術的傳播。但其政治色彩是隱藏的，如前面彭菲爾德其實側重于加美關系，又如吉川秀生（Hideo Yoshikawa，音譯）和考夫曼（Kauffman）撰寫的《科學無國界：哈利·凱利和戰后日本科學技術的重建》[14]，這本關于美國對于日本戰后科學技術重建的書也突出了美國在其中的無私利性，正如彭菲爾德所言哈利·凱利起到了外交大使的作用。

因此，國際關系（外交）和科學技術早已經成為了研究熱點之一。我們也以最近一個案例作為文章的結尾，民主和經濟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mocracy & Economic Analysis ，IDEA）2019年進行了一項全球化科學的研究[15]，通過結合來自174個國家、27個學科和13年的數據，展示了中國科學如何進入全球研究領域以及所謂的“鐵幕”對某些國家研究產生的持久影響。論文將科學的全球化量化為來自特定國家和學科的研究人員在期刊上發表論文的程度，全球化刊物得到了世界各地同行的貢獻；全球化程度越低，研究人員在本地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就越多，本地期刊是由少數國家（甚至只有一個國家）的研究人員撰寫的。其主要結論是如下。（1）不論學科如何，發達國家的科學傳統上都是高度全球化的。（2）中國這樣的國家已經深刻地實現了其科學體系的全球化，從最低的全球化率逐步走向世界舞臺，包括社會科學領域。（3）捷克這樣的國家物理科學和生命科學已融入全球舞臺，而社會科學卻在緩慢的全球化過程中。（4）科學無國界，國家科學的全球化程度低是系統失敗和效率低下的征兆。特別是蘇聯解體之后，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原蘇聯國家都傾向于在本地俄語期刊上發表論文，而不是全球化的期刊上，這嚴重阻礙了俄羅斯科學發展。仿佛它們被一個戴森球籠罩著，其他人都不再關注他們，這對于當前疫情和國際情勢下的科學合作不無啟發。

注釋：

[1]NoBorders in Science. NatureCancer(2020)1, 665–666.

[2]Zhang Zhouxiang,Do not underestimate the conscience of scientists,Chinadaily,2019-06-03，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1906/03/WS5cf4ebcda310519142700cb4.html.

[3]見Free Lance of Science(1960), 85. Banquet date identified in Maurice B. Strauss, Familiar Medical Quotations (1968),519.

[4]見René Vallery-Radot，The Life of Pasteur, translated by Mrs. R. L. Devonshire (1919), 399.

[5]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address-the-dedication-the-national-institute-health-bethesda-maryland.

[6]Science Knows No Boundaries,Science（1965）:Vol. 147, Issue 3660,909-910.

[7]劉海坤.當科學無國界遭遇國家沖突.知識分子，2019-06-15。

[8]Scientists and War1916-2016，見http://www.abolishwar.org.uk/uploads/1/6/6/2/16622106/phc_16_dcw.pdf

[9]Kaminski, A., Houghton, C. E., Hughes, J. E., & Kaminski, M. (2019).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hemical Warfare in World War I for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見https://digitalcommons.wpi.edu/iqp-all/5319。

[10]Paul A. Offit（2017）,Pandora's Lab: Seven Stories of Science Gone Wrong,National Geographic.

[11]中文版見https://www.cma.org.cn/art/2017/12/15/art_14_19663.html。

[12]米列娃是否對愛因斯坦的理論做出了貢獻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正如克拉拉之死到底是否是因為哈伯的化學武器一般，越來越多的學者因為各自不同的立場在此辯論，也可以算科學家有其祖國的一個生動寫照了。關于“克拉拉神話的破滅”，參見Friedrich B., Hoffmann D. (2017) Clara Immerwahr: A Life in the Shadow of Fritz Haber. In: Friedrich B., Hoffmann D., Renn J., Schmaltz F., Wolf M. One Hundred Years of Chemical Warfare: Research,Deployment, Consequences. Springer, Cham.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51664-6_4，認為她可能僅僅是婚姻不順而自殺。

[13]見葛庭燧.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J].民主與科學,1999(05):6-8.葛庭燧.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真摯紀念吳有訓師長百年誕辰[J].物理,1997(07):59-61.

[14]Hideo Yoshikawa, Joanne Kauffman（1994）.Science Has No National Borders：Harry C. Kell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ostwar Japan，The MIT Press.

[15]見http://www.globalizationofscienc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