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張艾寧 出版人雜志

20世紀80年代，黃強正在西北師范大學中文系求學。尚在象牙塔里的他，對葉圣陶先生敬佩仰慕有加，常常研讀葉圣陶先生的童話、散文和小說，系里開設的研究葉圣陶先生的選修課，黃強也第一時間報了名。

彼時的他未曾想過，自己有朝一日會跟葉圣陶先生一樣，成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長，而這一緣分，足足橫跨了六十六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黨委書記、社長黃強

（攝影｜任殿順）

1950年，葉圣陶作為人教社首任社長，扛起了為新中國編寫中小學教材的大旗。六十六年后，黃強任職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為人教社歷史上的第九任社長。彼時是2016年，正值互聯網野蠻生長之際，紙質圖書終將被取代的聲音不絕于耳。

四年來，人民教育出版社經歷了若干個將載入史冊的歷史節點——三科統編教材在全國中小學推廣使用，澳門地區版《歷史》教材編寫并投入使用等；同樣，也經歷著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在線教育作為一個產業崛起騰飛，電子書包、數字教材也在期待中投產試用……在教育行業經歷大變革、大洗牌的時代，作為掌舵人，黃強帶領人教社這艘巨艦一路乘風破浪，砥礪前行。

2020年，人教社已走過漫漫七十年。作為教材編寫的國家隊和主力軍，人教社始終保持著編研一體的學術實力，集合著精煉強悍的編輯力量，肩負著為黨育才、為國育人的歷史使命。

然而，在新時代，人教社如何發揚傳統，更好地服務于黨和國家教育事業？在數字化的巨浪中，傳統教材與數字教材如何更好地融合發展？即將到來的“十四五”期間，人教社又將有哪些鼎革之舉？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七十周年之際，黃強向《出版人》雜志講述了他近年來的思考與感悟。

“三科統編，是我們肩負的社會責任”

《出版人》：您一上任，正逢三科統編教材在全國范圍推廣使用，三科教材最終落地人教社，對人教社而言意味著什么？

黃強：我2016年來社之后，首先面臨著三科教材要不要歸統人教社出版的問題。因為社會上普遍認為三科教材涉及巨大的利益鏈，有好幾十家出版社都在競爭。經過種種艱苦的努力，有賴于教育部的信任，三科教材落地人教社。

之所以最終會在人教社出版，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教社有編寫高質量教材的傳統和實力。從理念上講，我們認為三科教材確確實實是新時代立德樹人、鑄魂育人的工程，它的意義在于巨大的社會效益，在于培養新時代合格的接班人，而不是能獲得多少經濟效益。對于人教社而言，本身經濟效益就不錯，得到三科教材的出版任務從經濟上來說只是錦上添花。但是，從黨和國家長治久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后繼有人的角度來說，這恰恰是我們必須要肩負的社會責任。所以，三科統編教材確定在人教社出版，其實是社會上重新認定人教社歷史地位的時刻。

從1949年開始，葉圣陶先生就著手準備精編全國統一教材，以適應建設新中國的需要。人教社1950年成立后，教材幾乎是同步出版。往后歷次教學大綱和課程標準的擬定，人教社都是積極作為，深度參與。2000年前后，隨著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實施，提倡“一綱多本”、教材多元化，所以有了后來一兩百家出版社同時競爭教材市場的局面。即便如此，人教社的教材仍然保持著主流地位。所謂主流地位，一是價值上、質量上受到學生和教師認可；二是從市場上來說，人教社教材仍然占據超過50%的市場份額。回頭來看這段激烈競爭的歲月，對人教社也有好處，我們在競爭中鍛煉了隊伍，也經受住了市場的檢驗。

《出版人》：三科統編教材從編寫到推廣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什么？這其中有什么事或人讓您深有感觸？

黃強：過去人教社是自己組織編寫教材，而三科統編教材是教育部組織編寫，請了全國一流專家，讓人教社過去已形成體系的理念與更多專家的觀念碰撞從而得到進一步提高。

三科統編教材的編寫團隊堅持了“三結合”原則，一是學科專家和大學教授，二是人教社的教科書編輯，三是一些優秀中小學教師。可以說，三科教材是由教育部統籌編寫、人教社編輯精心打磨、人民教師深度參與，經過了多審多校，反復錘煉出來的。在這個過程中，人教社的編輯出版人員付出了極大的辛苦，他們加班加點工作，甚至有編輯就直接住在了辦公室。

在教材使用的過程中同樣也面臨著難題，怎么讓學生和教師順利接受三科統編教材呢？關鍵一步就是在使用之前廣泛征求學校老師的意見。我們每一科都征求了百余位專家和100位特級教師的意見，在幾千名師生中試教試用，還有大量的日常回訪和調研。

另外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教師培訓，教材體現了哪些新的編寫理念？在使用中要注意哪些問題？教師怎么才能把教材用好、教好？為此，我們組織專家和編輯去到不同的地方給老師培訓，邊遠少數民族地區、西部山區等，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如今，大規模的教師培訓已成為教材出版的延伸，不僅是教材使用和推廣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服務教育教學的重要舉措。

此外，組織大規模的供書體系也并非易事。

三科統編教材目前的適用范圍是義務教育階段1.5億和高中階段三千多萬學生，必須要保證他們“課前到書，人手一冊”。過去，秋季九月開學要用的書，四五月份就可以開始印制了，但教材要反映最新的政策、最新時事和科技成果，補充最新的內容，有時到八月份都還不能付印。

在這種情況下，要確保全國教材的印刷，壓力非常之大。好在經過多年探索，我們的傳版系統日益完善，可以通過網絡傳給全國各地的印刷廠，同時寄一套樣書，印廠拿著樣書比對，生產效率大大提高，工人師傅不舍晝夜，十幾天之內就可以把教材印好。

最后的教材發行，更是一場攻堅戰，但我們從未耽誤過“課前到書”。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教材印制雖然推遲了一點進度，但還是按時印出。書印出來，學校開學又遙遙無期，教材都放在新華書店或者印廠的庫房里。后來學校開始網絡授課，教材到不了學生手里怎么辦？各地新華書店很有擔當，他們主動送書，有的是送書到校，有的直接送書到家。有的地方村口封著不讓進，我們的新華書店同仁就把書放到村口讓學生來取，每個學生一個包，都經過消毒處理。

在抗疫期間為了送書到校、送書到家，各地教材人演繹了很多非常動人的故事。

2020年新冠疫情，教材人克服千難萬阻保障“課前到書”

“弘揚‘圣陶精神’，務必精益求精”

《出版人》：人教社建社七十年來涌現出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教育出版人。其中哪（幾）位是您最敬重的，對您有著怎樣的影響？

黃強：我最景仰的當然是葉圣陶先生，很可惜，我與先生未曾有機會謀面。他是人教社第一任社長，也是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出版家，社里出版過《葉圣陶全傳》《葉圣陶年譜長編》《葉圣陶教育文集》《編舟記——葉圣陶的故事》，還即將出版《葉圣陶日記全集》。通過一些資料和前輩所述，我有機會更立體地認識了葉圣陶先生。

葉老最為可貴的一點是在新舊時代交替的時候，他毅然決然選擇了新中國、選擇了共產黨。可以說，是時代選擇了他為新中國的學生編寫新教材，他也主動投身這個事業。

當時葉圣陶已經是很有名的文學家了，但是他甘愿在人教社做一名編輯，我們知道編輯工作常常是默默無聞的。他純潔語言文字，規范標點符號。從他的日記里我們了解到，當時大部分教材的稿子他都是親自修改，不僅改語文、地理、歷史這些文科教材，他還字斟句酌地修改自然和算術教材，跟理科編輯探討怎么科學地表達“擴大幾倍”“縮小幾倍”之類的問題。

一名文學大家愿意做一位編輯，他真正地做到了俯下身來，“得失塞翁馬，襟懷孺子牛”這種精神值得敬仰和學習。

葉老不僅是一名編輯家，也是一位出版家。“一切服務于讀者”是他的出版理念，為了讓學生讀懂教材，他會先召集小學老師一起修改教材，邊讀邊改。他曾指出，出版是一個包括編印發在內的產業鏈條，編輯是事業，印刷是工業，發行是商業，同時也是一個傳播文化知識的系統鏈條，要統籌協調好三者的關系，非常有遠見。

先生以他寬廣的胸襟、敦厚的人格、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巨匠的地位奠定了人教社的出版事業，每一位在人教社工作的人都為之感到驕傲，“圣陶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并弘揚光大。教材使用量大，社會影響大，一定要做到無差錯，“萬無一失、一失萬無”，所以編寫教材一定要精益求精，葉老所提倡的這種“工匠精神”在今天仍然感染、勉勵著我們。

社史館回顧了人教社的發展歷程，

立德樹人、精益求精的圣陶精神在社里代代相傳

《出版人》：教科書不僅是國民記憶的承載體，更是反映時代變遷的最佳窗口。在您看來，新時代新教材“新”在哪里，旨在培養什么樣的時代新人？

黃強：我個人認為，“立德樹人”就是教材與新時代特征相適應的結果。新時代的主要特征是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我們要把這一思想體現在學生的教材和讀物中，系好孩子們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保證我們能培養好下一代接班人，擔當起民族復興的大任。

培養時代新人，首先在思想理念和品格修養上，要使青少年樹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愿意為社會多做貢獻；另一方面在知識技能上，要學生掌握新時代所需要的知識和能力，要把最新的科學技術、最新的研究成果反映到教材里。第三，我們要順應時代的發展開發數字教材，倡導老師利用新技術，將網絡教學與傳統教學有效結合，做好信息化、技術化的建設。

《出版人》：我們注意到，近年來人教社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合作編寫了供澳門中小學使用的《歷史》《品德與公民》《地理》教材。2019年12月，習總書記充分肯定了澳門政府與內地合編教材的做法。接下來，人教社與澳門方面還將進行哪些合作？

黃強：澳門地區中小學使用的《品德與公民》教材是2007年澳門教青局邀請人教社一起合作編寫的，2017年澳門教青局又委托人教社編寫、出版了《歷史》教材。此外還合作出版了《地理》教材供澳門中小學使用，這套課本包括教師用書、學生用書和學生練習冊等。澳門教材的出版是非常好的合作，樹牢了澳門中小學學生“愛國愛澳”的精神。

最開始編寫這套書，人教社派編輯去澳門調研，了解澳門學校的學制、課時、教學方式、學習方式等，按照他們所習慣的呈現方式來編寫教材。編寫好后，澳門的中小學校可以自由選用教材。因為澳門有各種不同主體興辦的學校，有政府辦的、有教會辦的、有不同民間組織辦的，所以剛開始推廣還比較艱難。但我們的教材還是很有競爭力，目前，《歷史》教材使用率已經達到95%，澳門當地的學校都樂于接受，并且給予了很好的評價。

接下來，澳門教青局還委托人教社編寫供澳門學生使用的《普通話》教材和《憲法》教材，將《歷史》教材翻譯成葡文和英文的工作也在有序進行。《歷史》教材譯成英文后，不僅可以用于澳門，也可以在其他使用英語的國家和地區推廣使用。

“‘十四五’核心還是做好教材，

這是安身立命之本”

《出版人》：2020年，是落實“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謀劃“十四五”發展的重要一年。未來五年，人教社將在哪些領域重點發力？

黃強：我先從“十三五”談起。我來人教社時正是做“十三五”規劃的時候，當時，我們為人教社的定位，就是要成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高地，成為教材建設的重要基地，做教育出版資源的整合者。

我們這屆領導班子一起制定了四大戰略：一是以中小學教材為核心的品牌拓展戰略。因為人教社的核心就是中小學教材，圍繞教材可以做好多事，比如教師用書和學生課外讀物的品牌拓展。二是以科研創新為動力的人才興社戰略，堅持編研一體、學術立社。通過倡導編輯做科研來提高素質，提高教科書和一般圖書的編寫出版質量。三是以版權運營為重點的合作共贏戰略。其中教材版權是核心，我們組織全國出版單位一起印制發行教材，這其實就是一種版權運營。不過版權運營不限于教材，還包括和國內外出版社的其他合作。四是以內容建設為基礎的融合發展戰略，主要指我們的數字化相關工作。

“十四五”是一個新的起點，人教社最重要的工作還是做好教材，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本。

第二方面就是要注重品牌拓展，圍繞教材向其他出版板塊和方向延伸，鞏固我們在教育理論圖書和教育學、心理學師范教材、大學教材等方面的品牌優勢。學生課外讀物的品種要不斷豐富，質量要不斷提升，要培養學生的良好閱讀習慣，通過多彩的閱讀生活來沖淡應試教育的壓力，讓孩子有興趣學習。

第三是在版權合作方面更加國際化。隨著國家經濟實力和世界地位的提高，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的環境條件愈發形成，人教社的海外合作會在“十四五”期間邁上一個新的臺階。比如“中國讀本”是人教社跟美國圣智出版集團合作編寫的一套供學生課外閱讀的英語讀物，人教社精選中國經典故事，由美國專家寫成地道英文，體現的是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現在這套書又被俄羅斯引進翻譯了。還有一套很經典的合作圖書——《中日交流標準日本語》，與日本光村出版株式會社合作編寫，已經出版32年，累計發行超過1500萬冊。同時，我們建設了自己的版權庫，平均每年有200多種教輔授權和版權輸出，產生了一定的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擴大了中國文化在全球的影響力。

第四方面是數字化，“十四五”我們要加大發力數字化。對我們而言，數字化的核心是數字教材，以人教社紙質教材的內容為藍本，利用數字技術，植入富媒體，開發出更多功能，匯聚更多資源，方便教學。教育部教材局對數字教材也非常重視，正在制定“數字教材標準”和“數字教材的管理辦法”，數字教材將來要納入國家教材管理體系，通過審查后，數字教材推廣的空間會更大。

此外，緊扣教育方針，圍繞德、智、體、美、勞幾個方向，我們會做一些增值服務和研學培訓，這也是將來可以深入發展的方向。比如勞動教育，通過建立勞動教育基地，開展研學培訓，把學生放到田野里，將理論教育和田野實踐結合起來。類似這樣的事情人教社都在積極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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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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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人教社70周年｜專訪社長黃強：教育出版就是鑄魂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