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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堂

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提出了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之母”后，人們愈來愈承認新教對資本主義的孕育發揮了特殊作用。可是，作為“新教之母”的天主教，卻長期被認為是阻礙現代社會形成的禍首。這其實是人們對天主教的偏見。

一、天主教會編織的“世俗之網”

眾所周知，基督教教條在某種程度上是倡導禁欲主義的。中世紀的修道院幾乎像是被高墻圍圈起來的一幢幢與世隔絕的孤島，修士們在院宇內耕作種植、讀經冥想，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這樣的作息方式乍看起來與世俗社會毫無關聯，卻又與現實社會有著微妙的聯系。

封閉的修道院

如果我們對一位中世紀的修士說，未來的資本主義世界是因改良過的基督教信仰而興起的，恐怕他們會驚掉下巴。事實上，耶穌的確在教訓門徒時曾說過“財主要進天國的門，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可就在公元兩千多年前，猶太人也曾受到耶和華賜予“流奶與蜜之地”和“后代如星辰”的祝福。即便從《圣經》的文本來看，基督徒的財富觀和物質觀也十分寬容。

猶太人興旺的大家族和牲畜群

中世紀西歐的基督教會在羅馬教會的基礎上組織更加完備，教廷根據圣徒典籍或教會傳統安排了如同蛛網一般的復雜機構。這些機構逐漸由單純的信仰團體變為了綜合社會性團體。在中世紀的莊園里，人們時常要去教堂做禮拜、做懺悔；在城市中，教會人士在服務于人的同時，也同工商業者們發生著積極的互動。

這些互動有時是精神上的，有時卻是經濟上的。比如，有的莊園會安排有專門的宗教法庭，人們普遍愿意依靠受人尊敬的牧師來審判案件，并甘愿為牧師的付出給予經濟報酬上的支持。也有的城市會聘請有才華的牧師前來授課，也有的經濟交易是教會組織的。無論是鄉村還是城市，人人都要向教廷提供十一奉獻，更虔誠的信徒還會為教會大方解囊。

由宗教人士主持的“民事調停”程序

無論在城里還是城外，大家都會同教會發生經濟往來。而掌握財富最多者會影響市場，為社會的發展制定規矩、規劃道路。著名經濟史學家波斯坦曾形容天主教會是中世紀西歐的“財庫”，教廷有時能夠借助經濟的力量控制封建主的內政外交，甚至借助信仰和經濟的雙重力量引導戰爭的走向。

教會人士與封建軍事力量

二、天主教會對中世紀經濟生活的滋養

奇怪的是，人人都承認中世紀教會與世俗社會之間的交往之深，卻很少有人承認教廷對中世紀經濟社會施加了巨大影響。教會為中世紀塑形的一些習慣，直到今天還影響著現代社會的發育和走向，甚至其中的一些歷史遺產已經成為了當今世界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比如，教會最為人稱道的處理財富的方式是慈善事業。中世紀歐洲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因為經濟技術長期沒有突破性進展，歐洲人無法利用“做大蛋糕、均衡分配”的方法解決難民問題。教會為實踐基督教教義，常常拿出自己的財政積蓄向窮人提供義務性救助。這種財富流入為社會解決了矛盾，維護了現代社會提倡的“紡錐型”階層分布。

背井離鄉的手藝工人隨時面臨陷入赤貧的風險

既然教會能通過什一稅、死手捐等形式的“稅收”聚斂財富，同樣也可以通過特殊手段分配財富。意大利是歐洲資本主義萌芽比較早的地方，羅馬教廷提供的貸款為北意大利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教皇英諾森三世曾在信函中抱怨，“那些借貸不還的債主總是那么多。”但在中世紀后期到近代早期這段時間里，教會對高利貸的態度基本上還是順應經濟規律的。

英諾森三世

教會對待高利貸從起初的“嚴禁”轉為“馳禁”，基本上是由教會法學家和一系列教令完成的。教會起初規定，任何食利的借貸都應當被禁止，因為這被當作是“僭越上帝主權”的行為。再到后來，借出錢款收取一定的利息被認為是恰當的。教會法學家們解釋說，這是由于借出人也需要依靠金錢生活，但禁止借款人拿籌款另借他人。再到后來，教會干脆也公開以自己的身份貸款給國家和大商戶。

另外，教會還通過從各地抽調的“稅官”與城市工商業者發生關系。教皇派往各地的稅官權力很大，他們中的某些人常常利用權力成為城市工業的“董事”。比如，13世紀時，有一位名叫史蒂芬的稅官曾按照教皇的指派，將收上的新稅投資于銀行業并撈取高額利潤。他通過這樣的手段控制了好幾座城市的工業和金融業，并得以發財致富，間接推動了當地的經濟進步。

文藝復興時期的銀行：注意建筑上的十字架裝飾

三、教會大扭轉與資本主義的孕育

如果說中世紀前期的天主教會還在“矜持”地推動著經濟之輪的轉動的話，那么近代早期的天主教會更是奔放的資本主義的支持者了。由于14世紀末到15世紀初的天主教會大分裂和民族國家的興起，教皇對歐洲國家的征稅權逐漸喪失。原本已經深入經濟生活的教會，逐漸從“貸方”轉換身份為“借方”。天主教會不是一個合法合理的經濟組織，有朝一日當它喪失權力，便意味著失去了對世俗王權的經濟控制。

但是，已經養成的經濟習慣一時間很難發生改變。教會由是出現了連年的財政赤字，最終不得不依靠向世俗勢力借貸度日。從前要依靠教會擔保和保護的社會人士，此時反倒向教會討賬，這就不得不打擊到教會和信仰的權威，以至于催生了宗教改革。天主教會自身勢力的扭轉，并沒有使其成為一個強力攤派賦稅的“黑洞”，教會反倒樂意用世俗的手段去維護和獲取財富。

教士、貴族與貧困人口

到了15世紀，教會開始通過賣官鬻爵、兜售贖罪券、向銀行借高利貸、向封建主出賣教會領地等方式換取資金，以支撐起“人士開支”、“演說出游”等耗資甚巨的必須項目。教會自身的轉變是不全面的，因此無論如何也沒辦法同世俗的公司和商業從業者相比，結果只能導致自身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

伴隨著教會財富的愈發惡化，其自身也愈發社會化起來。16、17世紀，教皇克萊門八世和保羅五世一共發行了600萬銀斯庫迪的債券，這些債券的購買者大多數是城市中的精英階層和中產階級。他們大多借助“為上帝捐助”的名聲擴大了自己的信用，以至于發展成為著名的商業家族。他們中有一些還進入了教廷，根據學者的估計，17世紀末的教會中已經有1/3的官職被銀行家和商人占據，這樣的教會怎么能是資本主義的阻礙者呢？

主教和各級教職人員也愿意出售自己的“授職權”

文史君說

教廷的社會化為歐洲的經濟發展作出了特殊貢獻，它使得宗教禁欲主義成為人們靈魂深處的自省器，而非阻礙時人追求財富的攔路虎。天主教為歐洲人維護社會秩序和契約精神帶來了利益的同時，還重新解釋了信仰中有關限制貪婪和禁止借貸的申令。教會一方面推動世俗階層的財富積累，一方面又因“屬世活動”的增多而不斷社會化。因此，從天主教時代開始，歐洲社會就已經展現出超群的現代性，新教的誕生只不過是對這些既成事實的重新解釋。也是，娘胎里生出來的孩子怎么能不像娘呢？天主教的確是資本主義之母，只不過她的面紗還未完全被人們揭下！

參考文獻

龍秀清：《羅馬教廷與商人關系的歷史考察》，《世界歷史》2007年第3期。

孫詩錦：《試論中世紀天主教會高利貸觀念的嬗變》，《學術研究》2007年第6期。

(作者：浩然文史·瓷國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