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發(fā)財、財源廣進、招財進寶之類詞匯，穿越千年，始終是國人津津樂道的祝福語。無需贅言，也無論舊時王謝還是尋常人家，對于財富，總是保有著發(fā)自內心的孜孜以求。所以，從古至今，從南到北，請財神、貼財神、供財神、拜財神幾乎家家戶戶都很熟悉。那么，對于人見人愛的“財神爺”，作為一種民俗的和文化的符號，當它遭遇“權力”的時候，又經歷了怎樣的一波三折呢？

財神的憤怒

宋代著名的筆記體小說《夷堅志》中有個很特別的故事。說的是有個叫劉庠的商人，娶了一位鄭氏夫人，因生意不太好，他就常到酒館去跟一幫損友混，只把夫人晾在家里。這位夫人是位美女，宅在家里很是寂寞，久而久之生病一場，性情大變，劉庠回家時，夫人要么不理他，要么嘲笑他，總之不讓他靠近。劉庠本來就因生意蕭條而落魄，在家里又受窩囊氣，干脆出走了。

劉庠走后，鄭氏將自己關在屋里，不與外界來往。然而奇怪的是，鄰居總能聽到她與某位男性的竊竊私語。從窗戶偷看，卻又只能看到鄭氏一人。劉庠后來回家，發(fā)現(xiàn)家里白銀成堆，絲帛成山，一追問，鄭氏坦白，說是他走后，有一位自稱五郎神的過來同居，這些財寶都是五郎神給的。此后五郎神現(xiàn)身，警告劉庠從此不得親近鄭氏，而劉庠也明白：這是財神找上門來了。于是做了一尊銅像敬拜，五郎神則給了他豐厚的回報，不僅給他找了一位新妻子，又偷了一個小孩給他繼承香火。

偷來的小孩是地方官西元帥的第九個兒子，尚在襁褓，鄰居發(fā)現(xiàn)之后便告了官。西元帥于是將劉庠夫婦投進大牢。這下可惹惱了五郎神，他大發(fā)神威，調動鬼將，破牢釋放劉庠夫婦。西元帥則下令不準祭祀五郎神，五郎神更是暴怒，火燒官府衙門，又運用神力，飛磚打瓦，使救火人員全靠不得邊，結果衙門就全燒毀了。西元帥不得不認輸，允許當地百姓祭拜五郎神。

五百年的人神大戰(zhàn)

依據美國漢學家萬志英（Richand von Glahn）所著《左道：中國宗教文化中的神與魔》的說法，五郎神還有五通、五顯神等稱號，洪邁的《夷堅志》中最少有十二個故事提及了這尊神。比《夷堅志》更早的關于五通神的文獻，是天臺宗僧人智圓的文章，這位僧人發(fā)現(xiàn)寺院里供奉有土地神和五通神，于是下令撤去；但當時杭州的百姓幾乎每家都在供奉五通神，于是智園僧人寫了一篇《撤土偶文》（1016），將五通神貶為“魑魅妖孽”。此后的道教亦步亦趨，將五通神歸為“五行不正之精”的山魈之類，指責其“詐稱圣賢，私通婦女，起水放火，拋擲磚石，引弄六畜”等等。但是，民間仍不屈不撓地將其當作財神崇拜，宋朝官府也認可其合法性，到13世紀上半葉，五通神（官方的稱法是五顯）在官方神仙體系中的地位不斷提升，廟宇遍布全國各地，“祠廟寢廣，香火之盛，幾與道釋神等。”

不過，元明之際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這被萬志英戲稱為朱元璋的“宗教革命”。

朱元璋“宗教革命”是從大規(guī)模禁毀淫祠開始的，目標似乎就在五郎神。此后的明廷官員，沿著太祖指示的方向一路推進，在東南地方發(fā)動了一撥又一撥的五郎神“斬首”運動。其中比較嚴重的一次，是15世紀40年代蘇州知府李從智的毀神運動，不過，他本人不久便暴斃身亡，這當然被解釋為五郎神的報復。但官府行動并未中止，此后，1488年常熟知縣毀了上百座神廟，1520年松江官府也發(fā)動了類似行動……只是，一切運動似乎都有著五分鐘熱度的特征。至隆慶開海時，這種打壓慢慢緩解，而五郎神雖歷經壓制，江南的地盤他還是牢牢地掌握著。

到了清代，官府對五通神（清時慣稱五通神）的打壓更加嚴厲。1685年，由江蘇巡撫湯斌首發(fā)，到1686年時，這場行動就變成全國性質的了，江南地方凡五通神廟幾乎盡數摧毀。1686年是甲子年，那一年發(fā)生大瘟疫，民間的說法仍是五通神報復、五猖鬼作亂。但也有傳聞，說是用背面有“福”字的康熙銅錢就可以鎮(zhèn)祟。是耶非耶，就很難考證了。

五通神

南北財神大比拼

在打擊五通神的同時，湯斌奉命將關公塞到五通神廟去。自此，南北財神大戰(zhàn)的好戲開始上演。

在這場跨越宋元明清、長達五百年的神人大戰(zhàn)中，清廷的“勝利”與其加封戰(zhàn)神關公有關。我們知道，三國、六朝、唐乃至北宋前期都沒有對關羽的國家祭祀，直到宋徽宗時才開始封其為忠惠公——一個級別小小的神。大觀二年倒是加封為武安王了，但此后關公的神位也一直在“王”這一級徘徊，而且還是縣級級別的（湖北當陽）。

那時，關公的名聲爾爾，地位自然也難高。正史比如陳壽的《三國志》，其對關羽的評價就頗低，說其“剛而自矜”“以短取敗”。而在舊屬東吳的江南一帶，當地百姓就更沒有好臉色，他們甚至編出民謠大加嘲諷。《宋史·樂記》記載，說有民謠唱道：“關背德，作囂張。割我邑城，圖不祥。稱兵北伐，圍樊、襄陽，嗟臂大于股，將受其殃。”

不過，到了明末，關公的運氣來了。萬歷二十二年，道士張通元請封，關公得以進爵為帝；四十三年，又敕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zhèn)天尊關圣帝君”（趙翼《陔馀叢考》）。到清順治九年（1652），則敕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圣大帝”，乾隆二十三年（1758），再次加封為“忠義神武靈佑關圣大帝”，并定下由太常寺春秋祭祀的規(guī)矩，還聽任民間建廟崇祀。經過清政府的超級提拔，“關公”神位一路飆升，由公而王而帝而圣，尤其是這種兼圣兼帝的地位幾乎都要超邁于孔老夫子之上。

顯然，清廷知道民情不可過于違背，既要打壓五通神，就不得不拿出個替代品來，百姓飯可以不吃，信仰卻不可以全空，于是挑來挑去，把關羽捧上了財神的位置。不過，財神只是他的兼職，武神才是他的根本，宣稱“我朝以武力取天下”的清廷看中的自然是他那身“過五關斬六將”的好功夫。這樣，有了如此強勢的官府站臺，“有華人處就有關公”也就不足為怪了。

關公

“關背德”由此借助官府的聲威，其權勢也進入曾經的東吳地盤，南北財神似乎要由這位赳赳武夫統(tǒng)一天下了。不過，官府的勝利是表面的，僅限于靠農耕為食的北方，自由貿易的南方還是五郎神的天下。

比如，明代晚期（1611）的統(tǒng)計，北京的關公廟有20座（排在第二位的是觀音廟，10座），沒有一座五郎神廟；而南京的五郎神廟竟然有14座（僅次于19座的觀音廟），不過關公廟也有5座。這個數據很有意思，一方面說明，朱元璋的“宗教革命”并未成功，另一方面也說明，財神各有各的地盤，北方是國家財神關公的轄地，而南方還是民間私神五郎的地盤。南方是南方，北方是北方。想以人力強行改變這種神力的版圖，無論是武力赫赫的官府還是圣明齊天的天子，其實都顯得力有不及。

到20世紀40年代，趨勢就更為明顯。當時嘉興市的嘉善縣統(tǒng)計，在580間祠廟（不包括佛寺道觀）中，五圣廟就占了289間，在所有783間廟宇中（包括佛寺道觀），五圣神塑像達1455尊。顯然，在江南，五圣神（五通神）是一神獨大了。

原因呢？正統(tǒng)的說法自然是農耕經濟與商品經濟的南北分界，不過百姓更相信這是神的事。官府雖然可以封神，但這樣的神是沒有神力的，只是木偶一尊，而真神自然應該有神通、會變化。官有政策計劃，神有萬千變化。當然，北方是關（官）公的天下，但南方仍舊是五郎神的江山；官府捧出個“戰(zhàn)將”來，民間就對等捧出個“元帥”（趙公明）來。關公隨從只區(qū)區(qū)二人，趙公明卻帶著四個部將——招財、納珍、招寶、利市——財富都歸趙公明這邊統(tǒng)管，而且還有天尊、仙官的神位。不言而喻，究竟百姓會向誰頂禮燒香呢？

錢與銀

其實，這番南北財神大戰(zhàn)，不如稱之為錢神與財神的戰(zhàn)爭更恰當。因為官府有官府的財神，嚴格說來應稱之為錢神。在宋之前的晉代，某位叫魯褒的文人，就曾寫過一篇《錢神論》，說“錢之為體，有乾坤之像”之類。這尊有著“內方外圓”堂堂正正形象的錢神與我們這位歪歪邪邪的五郎神顯然是大有區(qū)別的——形象的正邪區(qū)分，背后掩藏的其實是南與北的區(qū)分、官與民的區(qū)別、錢與銀的區(qū)分。

至少在明清時期，“錢”與“銀”區(qū)分還十分明顯，且十分緊要。《春明夢余錄》中有一句話很經典，足可載入中國經濟思想史的高頭講章之中：

銀產于地，人得而私之；鈔者制于官，惟上得而增損之。

在當時的語境中，鈔與錢屬于同一個陣營，屬于我們現(xiàn)在所理解的國家管控的貨幣。銀卻并非貨幣，而是具有準貨幣性質但可以自由流通、自由買賣的貨物，這類貨物包括金、銀、珍、寶等等一切“值錢的”物品，但它不是錢，它具有財富的性質，卻未被官方正式認可，尤其是未被納入貨幣體系，而這“化外之地”卻正是“財神”的管轄范圍。

這個區(qū)分，用我們現(xiàn)在的說法，那就叫自由市場與國家壟斷之間的區(qū)分——一條清晰的經濟類型分界線。

從唐朝詩人們的作品中，仍可以看到這個分界線。韓愈《奏狀》中就說“五嶺買賣以銀”，元稹也說“自嶺以南以金銀為貨幣”，張籍詩中有“海國戰(zhàn)騎象，蠻州市用銀”。這些，說明唐朝的“化外之地”——嶺南地方，還相對自由。《宋史·仁宗紀》記載：“景佑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以銀”，這條記錄也說明，宋朝地方當時上交國庫的賦稅通用的是錢，但允許福建兩廣地方用銀替代，國家貨幣（緡錢）仍舊沒有被嶺南接受。

這一方面說明，當時的嶺南還處在“化外之地”，另一方面也說明，當時的官府還具有一定程度的包容，允許“可得而私之”的銀在經濟生活中作為“非法貨幣”流通。到了明初，承續(xù)元代政策，一開始還是錢（銅錢）、銀、鈔三者并存，官府的控制并不嚴重，但此后朱元璋啟動全面的國家主義革命，形勢開始變得嚴峻起來。他禁止白銀的自由開采與流通，甚至私藏者死罪，傳說中的沈萬山之死就因為這個。從經濟史角度講，這是國家主義對自由市場的挑戰(zhàn)，但有意思的是，這種“錢”對“銀”的戰(zhàn)爭，卻是從與財神的斗法中啟動的。可見，五通神故事的背后，隱藏的是自宋以來的中國人經濟生活中的某種極為嚴重的沖突，只是大家不好明說。

所以，由一名戰(zhàn)將掌握錢財確實符合“錢”字的本意（1818年出版的小說《鏡花緣》說：“你看那錢字身旁兩個戈字，若妄想親近，自然要動干戈，鬧出人命來。”），但它的暴力味道還是要略加掩飾才好，所以，標準的關公像總要文縐縐地拿上一本《春秋》裝像。而五通神、五路神似乎就親民得多：五路，東西南北中；五通，無處不到，無處不通（這倒是更符合古泉字的含義）。這顯然是與官府對著干（朱元璋時期發(fā)行路票，凡略遠距離的移動都需要官府允準）。不過，商業(yè)本來如此，有無相通的貿易本來如此，這就是“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東當鋪，西當鋪，東西當鋪當東西”的寫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