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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郎神”大戰(zhàn)“關老爺”:財神的明清之變

鄧文初
2021-01-05 09:33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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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發(fā)財、財源廣進、招財進寶之類詞匯,穿越千年,始終是國人津津樂道的祝福語。無需贅言,也無論舊時王謝還是尋常人家,對于財富,總是保有著發(fā)自內心的孜孜以求。所以,從古至今,從南到北,請財神、貼財神、供財神、拜財神幾乎家家戶戶都很熟悉。那么,對于人見人愛的“財神爺”,作為一種民俗的和文化的符號,當它遭遇“權力”的時候,又經歷了怎樣的一波三折呢?

財神的憤怒

宋代著名的筆記體小說《夷堅志》中有個很特別的故事。說的是有個叫劉庠的商人,娶了一位鄭氏夫人,因生意不太好,他就常到酒館去跟一幫損友混,只把夫人晾在家里。這位夫人是位美女,宅在家里很是寂寞,久而久之生病一場,性情大變,劉庠回家時,夫人要么不理他,要么嘲笑他,總之不讓他靠近。劉庠本來就因生意蕭條而落魄,在家里又受窩囊氣,干脆出走了。

劉庠走后,鄭氏將自己關在屋里,不與外界來往。然而奇怪的是,鄰居總能聽到她與某位男性的竊竊私語。從窗戶偷看,卻又只能看到鄭氏一人。劉庠后來回家,發(fā)現(xiàn)家里白銀成堆,絲帛成山,一追問,鄭氏坦白,說是他走后,有一位自稱五郎神的過來同居,這些財寶都是五郎神給的。此后五郎神現(xiàn)身,警告劉庠從此不得親近鄭氏,而劉庠也明白:這是財神找上門來了。于是做了一尊銅像敬拜,五郎神則給了他豐厚的回報,不僅給他找了一位新妻子,又偷了一個小孩給他繼承香火。

偷來的小孩是地方官西元帥的第九個兒子,尚在襁褓,鄰居發(fā)現(xiàn)之后便告了官。西元帥于是將劉庠夫婦投進大牢。這下可惹惱了五郎神,他大發(fā)神威,調動鬼將,破牢釋放劉庠夫婦。西元帥則下令不準祭祀五郎神,五郎神更是暴怒,火燒官府衙門,又運用神力,飛磚打瓦,使救火人員全靠不得邊,結果衙門就全燒毀了。西元帥不得不認輸,允許當地百姓祭拜五郎神。

五百年的人神大戰(zhàn)

依據美國漢學家萬志英(Richand von Glahn)所著《左道:中國宗教文化中的神與魔》的說法,五郎神還有五通、五顯神等稱號,洪邁的《夷堅志》中最少有十二個故事提及了這尊神。比《夷堅志》更早的關于五通神的文獻,是天臺宗僧人智圓的文章,這位僧人發(fā)現(xiàn)寺院里供奉有土地神和五通神,于是下令撤去;但當時杭州的百姓幾乎每家都在供奉五通神,于是智園僧人寫了一篇《撤土偶文》(1016),將五通神貶為“魑魅妖孽”。此后的道教亦步亦趨,將五通神歸為“五行不正之精”的山魈之類,指責其“詐稱圣賢,私通婦女,起水放火,拋擲磚石,引弄六畜”等等。但是,民間仍不屈不撓地將其當作財神崇拜,宋朝官府也認可其合法性,到13世紀上半葉,五通神(官方的稱法是五顯)在官方神仙體系中的地位不斷提升,廟宇遍布全國各地,“祠廟寢廣,香火之盛,幾與道釋神等。”

不過,元明之際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這被萬志英戲稱為朱元璋的“宗教革命”。

朱元璋“宗教革命”是從大規(guī)模禁毀淫祠開始的,目標似乎就在五郎神。此后的明廷官員,沿著太祖指示的方向一路推進,在東南地方發(fā)動了一撥又一撥的五郎神“斬首”運動。其中比較嚴重的一次,是15世紀40年代蘇州知府李從智的毀神運動,不過,他本人不久便暴斃身亡,這當然被解釋為五郎神的報復。但官府行動并未中止,此后,1488年常熟知縣毀了上百座神廟,1520年松江官府也發(fā)動了類似行動……只是,一切運動似乎都有著五分鐘熱度的特征。至隆慶開海時,這種打壓慢慢緩解,而五郎神雖歷經壓制,江南的地盤他還是牢牢地掌握著。

到了清代,官府對五通神(清時慣稱五通神)的打壓更加嚴厲。1685年,由江蘇巡撫湯斌首發(fā),到1686年時,這場行動就變成全國性質的了,江南地方凡五通神廟幾乎盡數摧毀。1686年是甲子年,那一年發(fā)生大瘟疫,民間的說法仍是五通神報復、五猖鬼作亂。但也有傳聞,說是用背面有“福”字的康熙銅錢就可以鎮(zhèn)祟。是耶非耶,就很難考證了。

五通神

南北財神大比拼

在打擊五通神的同時,湯斌奉命將關公塞到五通神廟去。自此,南北財神大戰(zhàn)的好戲開始上演。

在這場跨越宋元明清、長達五百年的神人大戰(zhàn)中,清廷的“勝利”與其加封戰(zhàn)神關公有關。我們知道,三國、六朝、唐乃至北宋前期都沒有對關羽的國家祭祀,直到宋徽宗時才開始封其為忠惠公——一個級別小小的神。大觀二年倒是加封為武安王了,但此后關公的神位也一直在“王”這一級徘徊,而且還是縣級級別的(湖北當陽)。

那時,關公的名聲爾爾,地位自然也難高。正史比如陳壽的《三國志》,其對關羽的評價就頗低,說其“剛而自矜”“以短取敗”。而在舊屬東吳的江南一帶,當地百姓就更沒有好臉色,他們甚至編出民謠大加嘲諷。《宋史·樂記》記載,說有民謠唱道:“關背德,作囂張。割我邑城,圖不祥。稱兵北伐,圍樊、襄陽,嗟臂大于股,將受其殃。”

不過,到了明末,關公的運氣來了。萬歷二十二年,道士張通元請封,關公得以進爵為帝;四十三年,又敕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zhèn)天尊關圣帝君”(趙翼《陔馀叢考》)。到清順治九年(1652),則敕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圣大帝”,乾隆二十三年(1758),再次加封為“忠義神武靈佑關圣大帝”,并定下由太常寺春秋祭祀的規(guī)矩,還聽任民間建廟崇祀。經過清政府的超級提拔,“關公”神位一路飆升,由公而王而帝而圣,尤其是這種兼圣兼帝的地位幾乎都要超邁于孔老夫子之上。

顯然,清廷知道民情不可過于違背,既要打壓五通神,就不得不拿出個替代品來,百姓飯可以不吃,信仰卻不可以全空,于是挑來挑去,把關羽捧上了財神的位置。不過,財神只是他的兼職,武神才是他的根本,宣稱“我朝以武力取天下”的清廷看中的自然是他那身“過五關斬六將”的好功夫。這樣,有了如此強勢的官府站臺,“有華人處就有關公”也就不足為怪了。

關公

“關背德”由此借助官府的聲威,其權勢也進入曾經的東吳地盤,南北財神似乎要由這位赳赳武夫統(tǒng)一天下了。不過,官府的勝利是表面的,僅限于靠農耕為食的北方,自由貿易的南方還是五郎神的天下。

比如,明代晚期(1611)的統(tǒng)計,北京的關公廟有20座(排在第二位的是觀音廟,10座),沒有一座五郎神廟;而南京的五郎神廟竟然有14座(僅次于19座的觀音廟),不過關公廟也有5座。這個數據很有意思,一方面說明,朱元璋的“宗教革命”并未成功,另一方面也說明,財神各有各的地盤,北方是國家財神關公的轄地,而南方還是民間私神五郎的地盤。南方是南方,北方是北方。想以人力強行改變這種神力的版圖,無論是武力赫赫的官府還是圣明齊天的天子,其實都顯得力有不及。

到20世紀40年代,趨勢就更為明顯。當時嘉興市的嘉善縣統(tǒng)計,在580間祠廟(不包括佛寺道觀)中,五圣廟就占了289間,在所有783間廟宇中(包括佛寺道觀),五圣神塑像達1455尊。顯然,在江南,五圣神(五通神)是一神獨大了。

原因呢?正統(tǒng)的說法自然是農耕經濟與商品經濟的南北分界,不過百姓更相信這是神的事。官府雖然可以封神,但這樣的神是沒有神力的,只是木偶一尊,而真神自然應該有神通、會變化。官有政策計劃,神有萬千變化。當然,北方是關(官)公的天下,但南方仍舊是五郎神的江山;官府捧出個“戰(zhàn)將”來,民間就對等捧出個“元帥”(趙公明)來。關公隨從只區(qū)區(qū)二人,趙公明卻帶著四個部將——招財、納珍、招寶、利市——財富都歸趙公明這邊統(tǒng)管,而且還有天尊、仙官的神位。不言而喻,究竟百姓會向誰頂禮燒香呢?

錢與銀

其實,這番南北財神大戰(zhàn),不如稱之為錢神與財神的戰(zhàn)爭更恰當。因為官府有官府的財神,嚴格說來應稱之為錢神。在宋之前的晉代,某位叫魯褒的文人,就曾寫過一篇《錢神論》,說“錢之為體,有乾坤之像”之類。這尊有著“內方外圓”堂堂正正形象的錢神與我們這位歪歪邪邪的五郎神顯然是大有區(qū)別的——形象的正邪區(qū)分,背后掩藏的其實是南與北的區(qū)分、官與民的區(qū)別、錢與銀的區(qū)分。

至少在明清時期,“錢”與“銀”區(qū)分還十分明顯,且十分緊要。《春明夢余錄》中有一句話很經典,足可載入中國經濟思想史的高頭講章之中:

銀產于地,人得而私之;鈔者制于官,惟上得而增損之。

在當時的語境中,鈔與錢屬于同一個陣營,屬于我們現(xiàn)在所理解的國家管控的貨幣。銀卻并非貨幣,而是具有準貨幣性質但可以自由流通、自由買賣的貨物,這類貨物包括金、銀、珍、寶等等一切“值錢的”物品,但它不是錢,它具有財富的性質,卻未被官方正式認可,尤其是未被納入貨幣體系,而這“化外之地”卻正是“財神”的管轄范圍。

這個區(qū)分,用我們現(xiàn)在的說法,那就叫自由市場與國家壟斷之間的區(qū)分——一條清晰的經濟類型分界線。

從唐朝詩人們的作品中,仍可以看到這個分界線。韓愈《奏狀》中就說“五嶺買賣以銀”,元稹也說“自嶺以南以金銀為貨幣”,張籍詩中有“海國戰(zhàn)騎象,蠻州市用銀”。這些,說明唐朝的“化外之地”——嶺南地方,還相對自由。《宋史·仁宗紀》記載:“景佑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以銀”,這條記錄也說明,宋朝地方當時上交國庫的賦稅通用的是錢,但允許福建兩廣地方用銀替代,國家貨幣(緡錢)仍舊沒有被嶺南接受。

這一方面說明,當時的嶺南還處在“化外之地”,另一方面也說明,當時的官府還具有一定程度的包容,允許“可得而私之”的銀在經濟生活中作為“非法貨幣”流通。到了明初,承續(xù)元代政策,一開始還是錢(銅錢)、銀、鈔三者并存,官府的控制并不嚴重,但此后朱元璋啟動全面的國家主義革命,形勢開始變得嚴峻起來。他禁止白銀的自由開采與流通,甚至私藏者死罪,傳說中的沈萬山之死就因為這個。從經濟史角度講,這是國家主義對自由市場的挑戰(zhàn),但有意思的是,這種“錢”對“銀”的戰(zhàn)爭,卻是從與財神的斗法中啟動的。可見,五通神故事的背后,隱藏的是自宋以來的中國人經濟生活中的某種極為嚴重的沖突,只是大家不好明說。

所以,由一名戰(zhàn)將掌握錢財確實符合“錢”字的本意(1818年出版的小說《鏡花緣》說:“你看那錢字身旁兩個戈字,若妄想親近,自然要動干戈,鬧出人命來。”),但它的暴力味道還是要略加掩飾才好,所以,標準的關公像總要文縐縐地拿上一本《春秋》裝像。而五通神、五路神似乎就親民得多:五路,東西南北中;五通,無處不到,無處不通(這倒是更符合古泉字的含義)。這顯然是與官府對著干(朱元璋時期發(fā)行路票,凡略遠距離的移動都需要官府允準)。不過,商業(yè)本來如此,有無相通的貿易本來如此,這就是“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東當鋪,西當鋪,東西當鋪當東西”的寫實。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張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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