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年來，英美等主要發達國家民粹主義思潮、反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社會不平等是政治極化的重要原因，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不平等程度持續上升，不平等正在重塑世界政治經濟格局。

收入分配是經濟學家關心的永恒主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是當今世界面臨的主要難題。收入分配專題研究的內容涉及：不平等如何影響世界各國的短期和長期經濟發展；公平和效率能否兼得；要素市場（勞動力、金融、土地）改革如何改善收入分配；城市化過程中的中國收入分配；技術進步、全球化與未來收入分配格局；邁向公平經濟發展的戰略和路徑等。

在此背景下，澎湃商學院特開設“跨越不平等陷阱”專欄，邀請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陳斌開教授撰文梳理總結社會不平等的現狀和產生原因，分析收入分配和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關系，探討邁向公平經濟發展的戰略和路徑，助力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陳斌開教授長期從事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的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World Development,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等國內外一流經濟學刊物發表論文四十余篇，獲得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等高質量獎勵多項。陳斌開教授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等課題多項，入選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萬人計劃等高層次人才項目。我們相信陳斌開教授這一系列“跨越不平等陷阱”專欄文章，可以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當前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公平經濟增長提供嶄新的理論視角。

 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政治經濟格局開始劇烈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的主題，全球化讓國家之間的分工持續深化，相互依存度不斷提高，為世界政治社會穩定提供了經濟基礎。

遺憾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很多西方發達國家“反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對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產生了深遠影響。

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上臺后相繼推出了一系列“逆全球化”政策：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退出巴黎協定，對貿易伙伴（包括中國）實行大幅提高關稅等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修建“墨西哥墻”……特朗普宣稱，這是“美國優先”的重要政策，可以讓美國再次偉大。

同年，英國進行“脫歐”公投，“脫歐”支持者約翰遜此后當選英國首相。德國、法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近年都出現了明顯的“反全球化”浪潮，標榜“反全球化”政黨的影響力不斷提升，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正處于歷史的十字路口。

為什么“反全球化”近年在西方國家獲得了廣泛的支持？事實上，這與西方發達國家不斷上升的不平等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經濟學家的一個普遍共識是，全球化和國際分工可以提高全世界的生產率和福利水平。但是，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并不會平均地在國與國之間分配，在一國內部，也不會在人與人之間平等地分配。因此，盡管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總體福利水平的上升，但有些人可能成為全球化的受損者。

在英、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全球化的收益被少部分高收入群體所獲取，普通民眾在全球化中收益較少，甚至成為全球化的犧牲品。下圖描述了美國、英國1910-2016年間不平等的演化。

數據來源：TheWorldWealthandIncomeDatabase（WID）

從圖中可以看出，美國和英國不平等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1910-1950年，受兩次世界大戰和經濟大蕭條的影響，不平等程度大幅度下降；

1950-1980年間，全球化持續推進，經濟快速增長，收入不平等程度整體穩定，財富不平等程度略有下降；

1980-2016年間，全球化加速，但收入不平等和財富不平等都大幅度上升，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2016年，美國和英國收入基尼系數分別高達0.48和0.32。在美國，收入前1%的人擁有20.9%的收入，前10%的人擁有47.2%的收入；財富前1%的人占有了38.9%的財富，前10%的人占有了73.9%的財富。在英國，收入前1%的人擁有12.1%的收入，前10%的人擁有35.9%的收入；財富前1%的人占有了19.9%的財富，前10%的人占有了51.9%的財富。美、英等西方發達國家不平等程度處于1980年以來的最高值。

1980-2016年間，英美中低收入群體（最低收入50%群體，下同）收入增長非常緩慢，其收入和財富占比不斷下降。1980-2016年間，美國中低收入群體年均收入增長率僅為1%，遠低于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率。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占比從1980年的20.08%下降到2016年的13.08%，財富占比從2.2%下降到1.15%。英國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占比也從1980年的23.13%下降到2016年的20.57%。換而言之，在英美的西方發達國家，中低收入階層在全球化中獲益很少，全球化的收益被高收入階層所獲取。

隨著不平等程度不斷上升，英美等發達國家的民粹主義情緒不斷累積。一些政客利用民粹主義的興起，標榜“反全球化”以獲取選票，這不僅會阻礙全球化的進程，還會給世界政治經濟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甚至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后果。

在歷史上，不平等上升、反全球化和民粹主義往往相伴而生。大多數經濟史學家把1914年之前的100年稱為第一波全球化浪潮，這一輪全球化是不公平的全球化。從國與國的角度，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眾多的欠發達國家不僅沒有在全球化中受益，甚至嚴重受損。在國家內部，全球化的收益往往主要被可以全球配置資源的資本家所攫取，普通勞工階層收益較少。

這一時期，世界不平等程度持續上升。1810年，歐洲前1%的人群占有了社會52%的財富，前10%的人群占有了社會82%的財富，100年后，歐洲貧富分化更為嚴重，歐洲前1%的人群占有了社會超過64%的財富，前10%的人群占有了社會90%的財富。馬克思在這一時期出版了影響世界的《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進行了深刻的剖析，持續上升且居高不下的貧富差距意味著資本主義必然要走向滅亡。同一時期，美國的不平等也出現了快速的上升，1810年，美國前1%的人群占有了社會25%的財富，前10%的人群占有了社會近58%的財富，1910年，前1%人群財富占比上升到45%，前10%人群收入占比上升到81%，財富不平等程度已接近歐洲，社會矛盾不斷累積。

不平等的持續上升導致世界各國的民粹主義興起和反全球化浪潮。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基于政客的言論和支持率繪制了1900年以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民粹主義指數。從圖中可以看出，1910年以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民粹主義情緒不斷上升，上世紀30年代達到了歷史的最高點。眾所周知，30年代的民粹主義給世界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獨裁者借助民粹主義上臺，日本的軍國主義全面盛行，給世界制造了巨大的災難。第一波“不公平的全球化”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退潮，經濟“大蕭條”加速了反全球化浪潮，世界各國貿易壁壘不斷提高，金本位體制也隨之覆滅，“全球化”陷入低谷。

令人擔憂的是，金融危機以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民粹主義情緒再度興起，當前，發達國家民粹主義指數已經位于1930年以來歷史的最高點。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引導不當，高漲的民粹主義可能給世界帶來災難。

不平等是民粹主義最主要的推動力之一。當前，美國的不平等程度已經接近上世紀30年代的歷史最高水平，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的政治格局，滋生了“反全球化”浪潮。值得欣慰的是，盡管上世紀80年代以來歐洲各國不平等程度也有所上升，但由于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等原因，其不平等程度遠低于30年代。若世界各國戰略和政策得當，世界不平等程度依然處于“可控”范圍。

概而言之，不平等是近年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浪潮興起的重要的原因，發達國家居高不下的不平等將重塑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國未來將面臨一個更加不確定性的世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過去四十年為什么會出現不平等程度的持續上升，且看下篇分析。

（本篇為澎湃商學院獨家專欄“跨越不平等陷阱”系列之一，作者陳斌開為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