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區人民法院對浙江理工大學特聘副教授郭兵訴杭州野生動物世界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野生動物世界”）服務合同糾紛一案開庭宣判，備受關注的“中國人臉識別第一案”迎來一審宣判。

法院認為，被告“收集人臉識別信息，超出了必要原則要求，不具有正當性”，判決野生動物世界賠償合同利益損失及交通費共計郭兵1038元，刪除郭兵辦理指紋年卡時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內的面部特征信息等。

同時，法院駁回了郭兵提出的確認野生動物世界店堂告示、短信通知中相關內容無效等其他訴訟請求。

郭兵：“我會選擇上訴”

宣判之后，郭兵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一審判決對我的訴訟請求大部分沒有支持，我對一審判決的多數認定存在異議，因此我會選擇上訴。”

法院審理認為，本案中，客戶在辦理年卡時，野生動物世界以店堂告示的形式告知購卡人需提供部分個人信息，未對消費者作出不公平、不合理的其他規定，客戶的消費知情權和對個人信息的自主決定權未受到侵害。

原告和被告雙方在辦理年卡時，約定采用的是以指紋識別方式入園，野生動物世界采集郭兵及其妻子的照片信息，超出了法律意義上的必要原則要求，故不具有正當性。

也就是說，野生動物世界在郭兵明確表示不同意的情況下采集其人臉識別信息是不正當的，但是通過告示、短信通知購卡人需提供部分個人信息是沒有問題的。

郭兵只取得了拿回了自己的人臉信息，但沒有阻止野生動物世界用同樣的方式采集其他人的人臉信息。這或許就是郭兵選擇繼續上述的理由，他不覺得自己贏了，現在只能說沒有輸。

郭兵表示“對于人臉識別，我們需要做的是謹慎使用。”在他看來，在使用人臉識別的過程中，“對于小平臺和手機上的小應用，要謹慎又謹慎，遇到強制‘刷臉’，一定要維權。”

“我不排斥刷臉，我只是抱有懷疑”

郭兵在狀告野生動物世界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出了自己的擔憂：“公安等政府部門處于一定的公共利益考慮采集人臉信息我還可以接受，但是一家動物娛樂游樂園也能采集人臉信息，安全性、隱私性我都表示懷疑，萬一信息泄露誰能負責？”

懷疑是很多消費者所抱有的態度：“我不排斥刷臉，我只是抱有懷疑”。

2020年上半年，App專項治理工作組聯合媒體進行了一項關于人臉識別的線上調研，從覆蓋不同地區、學歷和年齡段人群的2萬份調查問卷得出了一些數據情況。其中關于更愿意使用的驗證手段，大部分人還是更喜歡指紋、手機驗證碼和密碼等形式的驗證方式，人臉識別僅排在倒數第二。

而大部分人所擔心的問題是人臉原始信息可能會保留以及未來會被如何處理。并且對于人臉數據的使用方并不完全感到信任，甚至有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認為人臉識別有濫用趨勢。

2019年2月，深網視界泄露250萬人臉數據；2019年8月，“ZAO”的爆紅以及霸王隱私條款被揭破后的人人喊打；2019年10月，豐巢人臉識別快遞被小學生使用照片打開……

在這么多事件面前，消費者清楚的認識到：“刷臉沒那么安全，照片就能打開，那些企業不值得相信，誰知道什么時候就會發生數據泄露事件。”

大部分消費者還有另一個認識：“資本的本性是逐利的，現在沒有做只是因為可以獲得的利益不夠高而已。”，這個認識是從這兩年十二分火熱又飽受詬病的網貸身上得來的，誰又能證明目前推廣刷臉的公司不具有這樣的特性呢？

大量的安全事件和爭議行為影響了用戶對人臉識別這項技術的信任，這意味著企業在推廣人臉識別技術時候，需要更多的考慮公共利益和社會責任，而不是一昧的追求商業利益。但是要怎么做？如何做？都還有待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