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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萬!新冠元年的普通人,該如何生活下去

上海松江的一處宣傳畫。本文圖片除特殊標注外均為 澎湃新聞記者 馮婧 圖
“疫情對你有什么改變?”
這是我今年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往往能引出一次有趣的對話,順著對方的興致,我也會表達出自己的觀點。
“這次新冠疫情是人類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我們不會回到疫情前的軌道,而是進入了‘新冠時代’”。
很多人把此次疫情與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做比較,盡管如今的科技發展和醫療水平遠超一個世紀前。但翻看美國歷史學家約翰·M·巴里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卻發現人們面對病毒的行為并沒有太多進步,恐懼、謠言、治療偏方、政客甩鍋、醫護人員的犧牲等等,每個環節都如此熟悉。
約翰·M·巴里認為,1918年大流感是人類社會與自然力的第一次大對決。美國因為那次大流感而加速了基礎科學的發展,并建立起了現代醫學。書中突出了現代科學的力量,贊頌了為現代醫學奉獻的人們。
然而,僅從人類的視角來看待已經在地球上存在了30多億年的病毒,難以避免“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畢竟我們的祖先——智人,在地球上只存在了20多萬年。
盡管,對于病毒算不算生物,科學家們仍有爭論。但他們一致認為,生物的演化離不開病毒,除了在不同的生物間傳遞基因,病毒還會影響地球的氣候、土壤、海洋和淡水環境。甚至有科學家認為,雙鏈DNA分子可能就是RNA病毒“發明”出來的,也就是說,現在所知的生命可能起源于病毒。
那么,如何理解人類和病毒的關系?要探究疫情背后隱藏的問題,勢必要將人類的視野拓寬一些。
氣候緊急情況已完全降臨
今年9月10日,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發布了《地球生命力報告2020》,報告跟蹤了1970年至2016年間的數據,發現全球脊椎動物種群數量平均下降68%,淡水野生動物種群數量減幅達84%。
世界自然基金會總干事馬可·蘭博蒂尼在發布報告時稱:“人類對自然的日益破壞不僅對野生動物種群,而且對人類健康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
科學家在不斷提醒,我們正身處于地球的第六次物種大滅絕中。
另據聯合國數據,2019年,全球的化石燃料和森林大火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創歷史新高,比1990年高出62%。而過去十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十年,并且溫室氣體的濃度還在持續上升。
在9月22日的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指出,“氣候緊急情況已經完全降臨到我們身上,我們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
看到上面這些數據,我突然想到那個備受爭議的氣候女孩格雷塔·通貝里,她在聯合國峰會上,當面指責臺下的成年人偷走了她的夢想和童年。于是在新冠元年,我終于認真地看了氣候女孩的采訪。不是那些調侃的文章,而是聽她自己是怎么講的。
她在一次采訪中解釋了自己的行為,因為患有阿斯伯格綜合癥,她會專注于一些事情,如果她是一個“正常人”,可能就不會行動了。而她的行動帶動了全球的少年們上街游行,希望奪回屬于自己的未來。
那么,我們要如何理解氣候變化與人類的關系呢?

上海松江一處公廁外的洗手示意圖
重看羅馬帝國的衰落
“羅馬帝國的衰落是自然戰勝人類野心的勝利。”
這句話來自《羅馬的命運:氣候、疾病和帝國的終結》一書。這本由美國學者凱爾·哈珀寫于2017年的環境史巨作,讓我們從全新的角度去看待人類與自然的關系。
以往的很多歷史研究都把自然環境當作一個穩定的故事背景,隨著越來越多的古氣候和基因歷史數據被發現,凱爾·哈珀試圖證明決定羅馬命運的還有細菌和病毒、火山和太陽周期,而這些研究正帶領我們進入一種新的認知階段。
凱爾·哈珀在書中指出,羅馬人在無意中與大自然合謀,釋放了病原體進化的潛在力量,創造了一種可供致命微生物生存、傳播和繁衍的生態環境,而這種環境正是羅馬帝國雄心勃勃的社會發展所培育出的意外而吊詭的結果。
然而,目前為止,人類對微生物的了解還處于初始階段。隨著微生物基因學的發展,也許在未來,我們會對過去幾千年的病原體有新的認知。
此外,凱爾·哈珀還指出,氣候變化和傳染病不無關系,它們是兩種相互重疊的自然力量,有時候會產生協同作用。而其他時候,氣候變化可以激發生態或進化上的改變,從而導致疾病的發生。
在書的結尾,凱爾·哈珀寫下了一段有些悲觀的結論:
“羅馬人與自然的相遇,代表的不是一個消失的古代世界的最后一幕,而是一場新戲劇的序章,這樣的情節仍在我們周圍繼續上演……在一個發展過快的全球世界,大自然的復仇開始顯現,盡管人們一直在幻想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線下店內的宣傳畫
抓住反思的契機
正如很多環保人士的“玩笑”所言,人類需要地球嗎?需要。但地球需要人類嗎?不需要。
對于正在經歷疫情的我們來說,即使仍然對自然環境保持漠視,反觀人類社會內部,也有重重問題亟需反思。
近日,《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中,科學評論員安賈娜?阿胡賈(Anjana Ahuja)指出,我們面臨的不是一場大流行病,而是“并發性流行病”( syndemic),即新冠病毒的幫兇是肥胖癥、糖尿病和心臟病等疾病,而這些疾病背后隱藏的是“不平等和貧困”。比如在高收入國家,肥胖癥日益被視為窮人的疾病。
在“疫情對你的改變”的對話中,多數人都會告訴我,自己意識到了健康的重要性。然而,現代人獲得健康的門檻并不低,而且被層層遮蔽。
對于面對住房壓力、工作壓力和社會潮流影響的大城市上班族來說,他們可能無暇去挑選健康的食物,而選擇刺激味蕾的工業快餐;他們可能以996的頻率坐在電腦前,無暇讓骨骼和肌肉得到舒展和鍛煉;他們可能住在一個個價格高昂的封閉方盒子里,不認識鄰居,也不知道周邊在發生什么;他們可能患上了“自然缺失癥”,很難了解除了人類以外的生物是如何生活的,包括病毒。
《病毒星球》的作者卡爾·齊默則認為,病毒包含了兩面性,一面是致命的,另一面則賦予這個世界必不可少的創造力。
也許可以用相同的方式來理解疫情,疫情是自然發給我們的一個信號,疫情在帶來危機的同時,也帶來了改變的契機。遺憾地是,很多人還抱著“一切照舊”的幻想,不僅無暇反思人類現代生活對自然造成的影響,也不屑于反思人類社會內部的問題,甚至制造出更多沖突和隔閡,進而給病毒創造出更多傳播的機會。
不過,不幸中的萬幸是,疫情的這次演練也讓我們體會到了危機中“自救”的重要性。不用指望救世主的出現,也不用等待決策者們達成共識。依靠珍惜生命的普通人自下而上的行動,從一件件小事做起,從水滴匯聚成海洋,也許是一條新的出路。
因此,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與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IDF)聯合制作了這個短片系列,紀錄了新冠元年發生的三個故事,讓大家看到,普通人在如何反思和行動。

海報攝影:沈健文,制圖:馮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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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支持農業(CSA)并不是新話題,這是解決當下全球農業問題的一個持續性實踐。疫情嚴重期間,很多人不得不自己燒菜做飯,開始重新思考自己與食物的關系。
馬哥是上海松江人,70后,小時候家里種過田,大學畢業后在市區做白領。經歷過職場壓力和應酬帶來的健康問題后,他開始想念小時候的味道,并決定重建與食物的關系。
他把松江的時令食材變成白領午餐,傳播“從田頭到餐桌”的理念,減少中間環節。
馬哥的外賣便當采取提前預約制,4份起送,這就需要你找到同樣注重食物品質的同事。這不同于方便的外賣平臺,可以隨叫隨到,而且很多人都是獨自吃外賣。
馬哥的便當盒是循環利用的,用可降解材料制作。吃完的飯盒需要簡單沖洗一下,會當天或第二天回收。這也不同于一般外賣的塑料餐盒,吃完丟到垃圾桶就可以。雖然這些垃圾要經歷漫長的過程才能被處理,但吃的人不會了解。盡管這些塑料餐盒也可以被回收,但需要高額的處理成本。
乍看上去,馬哥的便當并不“方便”, 卻吸引了越來越多注重環保的年輕人,而這些年輕人要在“便利”和“品質”之間做出權衡。
雖然不“方便”,卻符合可持續的生活理念,一方面不會產生額外的垃圾;另一方面,生態種植不會對環境產生不良影響,有機食材也讓人更健康。
“中國人講藥食同源,食物是你最好的藥。”這也是馬哥想強調的人與食物關系。
自然界中不會產生垃圾,但現代社會面臨垃圾的爆炸式增長。據世界銀行2018年預測,如果人類不妥善處理垃圾,到2050年,全球的垃圾量將增長70%,達到每年34億噸。而在城市生活垃圾中,食物垃圾占比近一半。如果這些食物垃圾能被妥善處理,不僅能解決垃圾問題,也能將有機質重新歸還給土地,解決土壤貧瘠等環境問題。
王玨住在北京,就職于一家環保機構。她有一個溫馨的小院子,在里面實踐堆肥。對于她來說,堆肥實踐就像是養了一群微生物寵物。
王玨的生活理念是物盡其用,“就是人類最基礎的那一層快樂,摳門兒,不勞而獲,不需要花錢。”堆肥中變廢為寶的過程,讓堆肥者著實體會到創造新價值的快樂。如果說城市綠化的體量不足以讓現代人站在宏觀的視角敬畏自然,堆肥則提供了一個敬畏自然的微觀視角,而且敬畏和快樂可以是一體的。
疫情隔離期間,越來越多的人跟她咨詢如何種花、如何堆肥。這些人已經意識到,堆肥是把有機質還給地球的一個簡單做法,他們希望能重建自己和土地的關系。
在全球保持社交距離的背景下,人們更渴望與別人交流,尤其是在重新看到自己身邊的環境和鄰居后,社區成了普通人互相自救的避難所。
楠媽住在杭州康運社區,是兩位孩子的媽媽,疫情讓楠媽失業了,也讓她開啟了全職的社區工作。楠媽非常樂觀,說話有親和力,這讓她成為了凝聚社區的種子。大家被困在家里的那段時間,卻成了社區活動蔓延的好時機。
楠媽發起了一些活動。比如,傳遞愛心種子,建造舊物花園,將空地變成兒童的自然教育科普空間。楠媽希望這些綠色空間能治愈城市孩子們的自然缺失癥。在地球日那天,楠媽教孩子們制作“生態磚”,讓孩子們“變廢為寶”。
楠媽一直在努力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不管是親子關系,還是鄰里關系,亦或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融合。
這些新冠元年開啟的社區連結,或許會幫助普通人共同渡過新冠時代的更多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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