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中國經濟史研究》2020年第5期刊發了一組重要的文章，包括《陳翰笙與國立中央研究院無錫農村經濟調查》，以及兩篇譯文?！稛o錫的土地分配和資本主義的前途》譯自太平洋國際學會書記處研究員編選、翻譯的《農村中國: 中國作者文獻選編》一書中第2章“上海附近無錫的土地集中”。《土地所有權的變革與永佃制的命運》來源于由范世濤譯自太平洋國際學會書記處研究員編選、翻譯的《農村中國：中國作者文獻選編》第6章“土地所有權的變革與永佃制的命運”。

這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薛暮橋年譜》項目成果之一。作者范世濤曾為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訪問學者，現任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在現代中國經濟史、比較制度分析。

陳翰笙領導的國立中央研究院無錫農村經濟調查，始于1929年，終于1933年，在學界享有盛譽，但也歧說紛紜，撲朔迷離。作者綜合使用國立中央研究院官方出版物、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圖書館特藏太平洋國際學會檔案以及陳翰笙、王寅生未刊稿，對陳翰笙主持無錫農村經濟調查的過程、理論準備和研究成果進行整理和報告。

文章提到，1935年紐約《太平洋事務》季刊發表伊羅生（Harold Ｒ. Isaacs，1910-1986）長篇論文，稱陳翰笙為“中國最有能力的農村經濟研究者”。陳翰笙本人在評論關于中國和日本的農村經濟研究時，坦率地指出俄語研究文獻在提供數據方面“毫無意義”。這是對蘇聯1930年代農民和農村經濟經驗研究（包括中國農村經濟研究）衰落的權威評論，也是莫斯科馬克思主義經濟研究教條化的一個側面。 

“陳翰笙以理論結合實際的經驗調查方法回應重大問題，與同期莫斯科趨于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研究形成范式分流，進而導致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中心從莫斯科轉移到上海。不僅如此，薛暮橋、孫冶方、錢俊瑞等當事人在參加陳翰笙主持的農村經濟研究過程中建立起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這種能力直到改革開放年代仍在發揮作用?！?/u>

原文近25000字，分五個部分，包括：“問題的提出”“從莫斯科辯論到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陳翰笙主持中研院無錫調查”“從馬季亞爾到列寧、考茨基：數據整理過程中的理論準備”“中國農村經濟研究范式之建立：以無錫農村經濟調查為基礎的成果”“馬克思主義經濟研究的范式分流和研究中心轉移”。

我們摘編在此，分享給朋友們，此為報告上篇，下篇詳見鏈接。

莫斯科辯論

丹尼爾·索訥（Daniel Thorner）在將恰亞諾夫（Chayanov，1888-1939）的農民經濟論引入英語文獻時，曾這樣評論：“在1880至1930年這半個世紀，農民經濟（peasant economy）研究最領先、記錄完整的恐怕是俄國人”。索訥所論，正是蘇聯和共產國際20世紀20年代指導中國革命時的一個經濟思想背景。

不過，如果將主題限制于“中國農民經濟”而不是更寬泛的“農民經濟研究”，那么索訥的評論未必妥當。在薛暮橋看來，“關于中國農村經濟本身的研究，第一本應當介紹的就是《中國農村經濟研究》”。莫斯科的中國問題科學研究院也指出，《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是“現代中國土地關系之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之第一個有力的嘗試”。這部著作開創性地綜合運用德語、俄語和英語文獻研究中國農村，1928年7月由莫斯科的蘇維埃出版局出版后激發大量研究和討論，其中包括陳翰笙稱為“跟從馬季亞爾同樣使用亞細亞社會結構概念”的中國問題專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一書的作者并不是俄國人，而是1922年后在莫斯科任職、兩次派到中國工作、曾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土地問題決議文件起草工作的匈牙利經濟學家拉約什·馬季亞爾（Lajos Magyar，1891-1940）。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一書的寫作始于1927年7月的上海。當時馬季亞爾是蘇聯駐上海領事館工作人員。1927年12月中蘇外交關系完全斷絕，馬季亞爾離開上海返回莫斯科，繼續《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一書的寫作。此時他遇到正在莫斯科客座訪問的中國學者陳翰笙。

陳翰笙曾先后在加州波莫納學院、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和柏林大學接受歐美近世史訓練，1924年回國后在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任教，1925年經李大釗和于樹德介紹加入國民黨，1926年起秘密加入共產國際。在北大任教期間結識“最早影響我思想的朋友”、蘇聯來華中國問題專家格里涅維奇（Pyotr Grinevich），通過共同討論《資本論》和社會史問題，“使我了解了真正的歷史”。1927年李大釗被捕后，陳翰笙在白色恐怖局勢下仍堅持從事革命工作，10月下旬不得不流亡莫斯科，到農民國際（“Krestintern”或“Peasant International”，1923-1939）下設的國際農村研究所（International Agrarian Institute）擔任研究員。馬季亞爾1928年初回到莫斯科后在同一個研究所任職。兩人既是同事又有共同的研究興趣，因而頗有往來。但他們關于中國農村和中國革命性質的觀點并不一致，在莫斯科發生了激烈爭論。陳翰笙回憶說，“由于我不了解中國農村的具體情況，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實例來駁倒馬季亞爾?！标悰Q心回國后對中國社會作一番全面的調查研究。兩人在莫斯科的爭論正是陳翰笙主持無錫農村經濟實地調查的最初肇因。 

“真實可靠，有據可查，符合實情”

1929年3月，陳翰笙應蔡元培之邀，就任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兼社會學組主任。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于1928年創立。創立之初即將本土經驗調查作為重點，聘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下設的社會調查部負責人陶孟和（1887—1960）為特約研究員，在陶孟和指導下國立中央研究院開展了第一項農村經濟調查——浙江杭嘉湖農村調查，調查結果由社會科學研究所委托從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獨立出來的北平社會調查所（仍由陶孟和主持）整理。陳翰笙與陶孟和1924—1927年間是國立北京大學同事，陳翰笙到職中研院后，除了杭嘉湖農村調查，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實地調查工作改由陳翰笙領導的社會學組進行。

陳翰笙在中研院主持的第一項研究工作是無錫農村經濟調查。不過，由于他生于江蘇無錫縣城，在海外留學9年，回國后在北京、上海工作，在農村并無廣泛深入的聯系。用孫冶方的話說，陳的大半關系是在上層社會，“在勞動大眾和群眾救亡團體方面他沒有關系”。這一問題因王寅生加入研究所得以解決。

王寅生（1902—1956）生于江蘇無錫縣城內東河頭巷。1910年夏至1913年夏在陳翰笙伯父陳梅軒創辦的私立陳氏小學讀書。1917年夏至1921年夏就讀于無錫的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同學有張錫昌、薛暮橋，畢業之前試教的班上有錢俊瑞和后來以“博古”聞名于世的秦邦憲。1922年秋至1928年夏，王寅生先后就讀于北京大學預科乙部、英國文學系和史學系，曾選修陳翰笙在史學系開設的歐美通史、歐美史學史等課程。1928年大學畢業后，王寅生到江蘇省立無錫中學擔任教務主任，兼授高中歷史課程。1929年2月由陳翰笙介紹到國立勞動大學擔任講師，講授中國農業經濟史。師生經歷，共同志趣，使王寅生成為陳翰笙就職中研院后首先想到的人選。陳翰笙一到研究所，就提請蔡元培聘任王寅生為助理員。王寅生讀書和就業的師范學校、本地高中和勞動大學多農家子弟，因而與無錫農村的聯系廣泛深入，這就為實地調查提供了便利。

王寅生雖然北大時代已開始農村經濟研究，但此前并沒有農村實地調查經驗。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在卜凱（John Lossing Buck，1890—1975）教授主持下，師生通力合作，1922至1925年間通過學生作業完成7省17個地區2866戶中國農家經濟調查。這是當時中國“歷時最久、調查地域最廣，調查項目最詳，和比較上最富于科學性的農村調查”。1927年卜凱在整理調查資料基礎上完成《中國農家經濟》初稿，經太平洋國際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Ｒelations，1925-1960）資助，1930年正式出版。不僅如此，1929年卜凱教授在太平洋國際學會資助下還開始中國土地利用調查，目的是收集中國農業土地利用、糧食和人口方面的知識，作為改良農業和決定農業政策的依據。為了汲取金陵大學農業經濟調查經驗，陳翰笙和王寅生邀請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王立我（1901—1973）參加無錫農村經濟調查，他熟悉卜凱教授的調查方法。

無錫農村經濟調查計劃由陳翰笙、王寅生和王立我三人制定，以“國立中央研究院無錫農村經濟調查團”名義進行。調查團共計45人，實際工作由王寅生負責，他常駐無錫縣城；王立我為指導員?？傓k公處設在崇安寺小學。1929年7月至9月底實施調查。王寅生布置調查任務時要求“真實可靠，有據可查，符合實情”。調查員多生長在無錫或鄰近各縣，1/3為大學研究農業或社會經濟的畢業生或肄業生，1/3為該縣高中肄業生，其余為無錫的小學教員。確定調查村后即訓練調查員，并對表格、調查技術、應付環境的策略進行詳細討論，隨后分別到各鄉。其中鄉村小學教師發揮重要作用，是“農村調查最有力的幫手”。此次歷時3月的調查逐戶調查22村，概況調查55村，還有8個市鎮工商業和1204農戶經濟生活。各戶“江蘇無錫農民地主經濟調查表”獨立成冊，原稿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和江蘇省無錫博物院。

此次無錫調查建立了陳翰笙領導的研究團隊與江蘇省立民眾教育學院的密切聯系。江蘇省立民眾教育學院1929年3月在黃巷創辦民眾教育實驗區，實驗區距教育學院駐地社橋只有1里左右，是麗新布廠工人居住點。“因調查人才及調查材料之便利”，黃巷被列為調查團的調查村莊。民眾教育實驗區總務科主任干事兼政治教育秦柳方、研究科主任干事錢俊瑞、教導科主任干事張錫昌參加了國立中央研究院無錫農村經濟調查團，秦柳方、錢俊瑞還擔任四個調查組中兩個組的組長。同年12月，秦柳方和錢俊瑞到上海參加了調查資料整理。1930年9月至1931年2月間，錢俊瑞和張錫昌被社會科學研究所正式聘任為調查員。

美國記者、著名作家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1892－1950）1929年秋與陳翰笙從上海到無錫參加了調查，并于1930年在美國《新共和》（The New Ｒepublic）雜志發表《中國人的命運》（Chinese Destinies，1933）和《中國的戰歌》（Battle Hymns of China，1943）。不僅如此，她還在1930年冬介紹日本記者、中國問題專家尾崎秀實（1901—1944）、《魯迅日記》中的“尾崎君”與陳翰笙認識，促使尾崎秀實重視和研究中國農村經濟問題，陳翰笙與尾崎秀實從此建立友誼。 

陳翰笙夫婦與德國友人魯特·維爾納在上海合影留念。魯特·維爾納（1907-2009)即魯迅日記中的“漢堡嘉夫人”，1930年經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介紹認識了理查德·佐爾格，與陳翰笙一起參與諜報工作。 圖片來自北京大學圖書館

未完成的計劃

陳翰笙和王寅生主持的無錫農村經濟調查始于1929年，事實上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因資料整理和報告起草需要還進行了后續調查，其中兩次后續調查記載較為清晰：一次是1931年，另一次是1933年。前者緣于調查資料整理過程中，王寅生等人發現農具的費用以及長工工資、稻田中的人工費數據多有缺陷，1931年對1929年調查進行了補充調查。后者更為復雜、也更為重要，但未見關注和研究，有必要進行專門討論。

社會科學研究所在“二十一年度工作報告”中記有1932年7月至1933年6月的工作計劃。按照計劃，繼續整理無錫農村調查材料分甲、乙、丙三項工作：（甲）田權分配。（乙）農業經營。（丙）產物分配。工作計劃表示，無錫田權分配書稿已完成，接下來還要完成無錫的農業經營、產物分配報告。但社會科學研究所下一年度的工作報告極為粗略，在談及1932年7月至1933年6月工作時只說無錫“調查所得材料，現尚在整理中”。此時楊杏佛被暗殺不久，陳翰笙大約已提出辭職，并未審閱修改工作報告中關于自己過去一年工作的內容，以致陳翰笙、王寅生等上一年研究計劃落實情況的反映很不充分。

由于革命政治原因，1932年下半年陳翰笙在中研院處境困難。史沫特萊1932年9月20日在一封信中表示，陳翰笙的郵箱處于檢查之下，她使用陳翰笙的郵箱已收不到來信。1933年1月，薛暮橋去看望陳翰笙，陳言及“末路窮途，有橋可渡”，這或許正是他為薛暮橋取名“暮橋”的來由，由此可以想見陳翰笙當時所處局面十分艱難。陳翰笙已無法用“國立中央研究院無錫農村經濟調查團”這樣的官方名義再赴無錫，而1929年和1931年調查形成的數據對完成預定的無錫農村經濟研究計劃尚不敷用。于是，陳翰笙在1932年秋在南京籌備發起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1933年春，經縝密計劃，陳翰笙和王寅生用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而不是國立中央研究院名義進行無錫農業經營調查。此時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在政府尚未立案，此次無錫農村調查即成為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籌備發起后開展的第一項活動。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1933年12月11日才在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南京市社會局暨教育部完成全部立案手續，這時陳翰笙離任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已5個月了。

1933年的無錫農村調查系委托無錫當地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會員挨戶進行。本次調查之所以以農業經營為中心，是因為農業經營調查被看作“在全部農村調查中占了最重要的地位”。而農業經營（也稱農業土地利用）之所以占“最重要”的位置，是因為“土地的分配只能說明那種最重要的農業生產手段的所有關系；而農業經營的分析卻能更進一步地闡明就在此種生產手段的分配狀態之下，農業生產力在怎樣地發展”；“土地所有本身的性質，一般地還要由農業經營的性質來確定”。與這一調查思路相匹配，陳翰笙1933年7月辭職后赴加拿大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班夫（Banff）雙年會，向太平洋國際學會提交的研究項目申請即為中國農業經營調查，更具體地說是關于中國農業耕作（farming）的大型調查計劃。但這項申請未通過評議，沒有得到資助。鑒于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主要發起人在1933年6、7月大批離開社會科學研究所，農業經營調查計劃又被太平洋國際學會否決，無錫農業經營調查從人員到資金均難以為繼，調查所得材料遂被擱置。兩年后舊事重提時，調查材料已有部分散失，加上調查人員訓練不足，最后形成的調查報告只能利用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這即是韋健雄《無錫三個村底農業經營調查》一文。

1933年無錫農村調查之后，陳翰笙主持或設計的農村經濟研究少有機會系統調查農業經營問題，錢俊瑞認為“對于農村生產力的分析并不很夠，因而它在闡明農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的時候，也就不能充分”。這是陳翰笙主持無錫農村經濟調查的不足，也是研究計劃缺乏條件完整貫徹實施的結果。錢俊瑞晚年稱，“我們是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用階級分析方法，著重點放在農村生產關系方面”，而“資產階級的庸俗社會學方法”將調查對象放在生產力方面，“用以掩蓋階級矛盾”。事實并非如此，“農業生產力在怎樣地發展”曾是陳翰笙離任中研院前后最為關切的問題。

總之，陳翰笙主持無錫農村經濟調查肇因于在莫斯科與馬季亞爾的爭論，宗旨是用經驗調查這一近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解決中國社會性質這樣的理論問題。陳翰笙主持的無錫農村經濟實地調查始于1929年，終于1933年，貫穿陳翰笙任職中研究院始終，但并未完全實現無錫農村經濟研究計劃，帶有濃厚的未完成性質。陳翰笙主持的無錫農村經濟調查最初用“國立中央研究院無錫農村經濟調查團”名義，由王寅生實際領導45人調查團調查，之后至少有過1931年和1932—1933年兩次后續調查；1932—1933年的調查以“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這一學術團體名義而不是國立中央研究院名義進行，這折射出以革命實踐為目的的經驗研究困難所在，同時也為陳翰笙在中研院領導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團隊走出象牙塔開辟了道路。

原文及《無錫的土地分配和資本主義的前途》 《土地所有權的變革與永佃制的命運》見以下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