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全球大流行持續近一年之后，中國和歐美等國家的防控形勢截然不同。“疫情最早在中國發生，按說中國壓力最大，為什么現在中國形勢好？是不是因為中國臨床救治能力強？是不是因為中國的基礎醫學研究更扎實？是不是在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方面中國是領先的？是不是中國在應急管理的基礎研究方面做得比較好？”

11月19日，在Cell Press 細胞出版社與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聯合舉辦的線上學術會議“新冠直擊：認知、防控和預后”上，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前首席科學家曾光拋出上述問題。

曾光表示，“我自己認為，上述4方面都不能解釋為什么中國疫情防控好。因為在這4方面歐美國家都比中國強，可以說在很多方面中國是向歐美國家學習的，比如說我從事的流行病學，現場流行病學培訓就聘請美國疾控中心的專家來幫我們做老師的。”

為什么這次“學生”做的比“老師”做得好？曾光認為，關鍵在于中國的舉國體制應對。“舉國體制就是當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時動用國家機器和全社會的力量進行控制，它發生在戰爭、社會大動亂、傳染病大流行、自然災害出現時，它不是通過它一般的專業應對，它需要通過政府最高決策人走在前面。”

曾光認為，在應急管理方面過去的研究比較重視理論，而中國當下做的是實踐體會。“最近100年以來，西方國家經歷過一次大的疫情，就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從此以后就沒有舉國應對過傳染病大流行，而中國在2003年SARS時是舉國體制應對，2009年新甲型H1N1流感又是一次舉國體制的應對，可以說中國具有了一些經驗。 ”

對于2003年的SARS防控經驗，曾光總結以下幾點經驗，包括確立國家應對的公共衛生防控策略；戰時狀態的聯防聯控指揮部、參謀部等；對疾病進行依法管理，乙類傳染病甲類管理，集中隔離密切接觸者；免費救治策略，中西醫結合；科研攻關與疫苗研究；國民參與的社區防控；關閉醫院感染嚴重的醫院，建立了小湯山醫院；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密切合作；專家、官員直接面對媒體和公眾。

而對于此次的新冠防控，曾光認為“遺產”照單全收，同時有重大創新發展。他總結為：流行規模、防控難度、國際環境遠非SARS可比；黨中央、國務院直接領導的聯防聯控；疫情公開化，通報WHO和國際社會；中國率先分離病毒，公布基因圖譜，研制診斷試劑；高級別專家組發聲，中央督察組督導進駐；武漢封城，社區封閉，全國馳援；建立火神山、雷神山、方艙醫院；七版診療方案和六版防治指南；后勤生產、供應以驚人的速度擴增；經驗、物資支援全球防控；宣布疫苗為國際公共產品，研究進入國際第一團隊。